三．将传统气功引入科学殿堂与科研生产部门合作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

严新同志不仅从幼年时代起长期接受了系统的气功训练学习，具有一般气功师非能比拟的修养和功夫，而且又是目前气功师中极少有的受过国家正规高等教育的高级医务人才，并经过较长时间的医务临床和教学实践。正是由于严新同志具有如此特殊的经历。所以使他形成了一种对现代自然科学的态度——主动与自然科学家结合，努力把传统气功引入科学殿堂，这就是严新同志对自然科学和气功之间的关系的辨证认识的一大特点。如今严新同志虽然成为一个名噪海内外的气功师，但他对人体科学、生命科学和宇宙科学的探索和攀登。却十分执着，从未放松过。

早在1986年初，严新同志为弘扬气功大德，就确立了与自然科学家合作，并开展研究的设想。当然，严新同志也十分明白，科学设想并不能代替成功，需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如要靠科学实验作为理论基础，要有正确的逻辑推理和思辨，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要有较好的物质和条件。为此在1986年夏，当严新同志刚刚到北京就向总参谋部的李振兴政委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然后在这位老红军的安排下，与在气功科学研究界比较有名望的自然科学家陆祖荫、王永怀等进行了促膝长谈。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面：一方面严新同志使陆祖荫教授等领略了他的非同一般的气功治病功夫——因为同去的还有被他从死亡线上刚刚救回的扬吉祥工程师的两位同事。杨吉祥工程师因从高处摔下，致使椎骨两处神经断裂而被多家大医院宣为不治之症，但经严新同志数小时的气功治疗，不施手术，未服任何药物，竟然可以下床，并借助它物行走。另一方面，这次会面也是一个标志，从此一位气功师与科学家共同去探索人体科学的奥秘，开创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史上全新的一页。

正是严新同志运用了自已非凡的功力，与科学家们在世界上第一次证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科学命题——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其分子性状。人们早就熟知无数位自然科学家早已证实了的一条真理，即物质与物质间具有作用。但在哲学上，人们却忽略了一种境地，这就是讳忌谈论人体对物质的作用(无形的非视觉不可看到的)，但正是在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命题上，严新同志以其科学和严谨的态度，与自然科学家们合作，用“气功对具有生理作用的溶液影响”等一系列的实验论文，将人们带进这个众人瞩目的热点。

时至今日，人们已较普遍地接受了“人体可以对物质产生作用”的这一科学的命题。全国各大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中，成千上万的科研工作者和气功爱好者正在从不同角度和深度来继续论证着这一实验，而且在不断深化和发展着这一命题的内涵。严新同志和科学家合作，揭开神秘的科学真面目的同时，也在向现代科学多个领域提出了挑战。这个挑战是由陆祖荫等科学家们发起的，他们以科学家的身份向世人宣布：气功的作用不仅具有方向性，而且具有超距的作用。而激起科学上轩然大波的人却是严新同志。如果不是严新同志具有如此非凡的能力，科学家何以能发现并证实它的存在呢?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还在于所有的这样一类的人体现象，是现代科学的现有理论根本不能解释的!从另外角度讲，正是由于这许多实验事实表明，自然界中尚存在着大量目前科学理论所未能触及的基本规律。就是说：在人体科学的领域里，自然科学的基本框架必须发展和深化。

自1987年，严新同志和科学家们合作实验的大量结论被报纸、杂志等宣传媒体披露以来，许多有识的科学家为此感到深深的欣慰，特别象钱学森教授等这样一些我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以其特有的深逮而敏锐的目光透过一张平平常常的实验图形和表格照片，洞察在其后面的广阔而诱人的崭新的领域，高度赞扬这是气功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满怀热情地指出“这是科学的新发现，科学革命的先声”。希望能向全世界及时的宣告中国人的成就。从而为气功正名，为气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气功科研的发展，如同其他学科的发展一样，真实性很难被大多数人们所理解，在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这是由于气功在其数千年的发展中，总是在三教九流中厮混，既有着神秘甚至是带有些迷信色彩难以登上大雅之堂，又因为现代科学家们尚没有对其进行深入地系统地研究，人们还不能用十分简洁的理论叙述气功。因此，对气功科研工作及其成果，便褒贬不一，怀疑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有的竟不顾事实，撰写文章，发表谈话，自编自演电视录像，“揭露”气功科学及其成果是“虚假的”，“骗人的”，“伪科学”。并且对科学实验所涉及的科学家们和气功师进行不友好的人身攻击。面对如此强劲干扰，气功科研有可能再一次受挫而停止。然而严新同志并未因此而中止对科学的探求，他坚持科学的态度，在张震寰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更加大了科学实验的步伐，创造出一个个奇迹，成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史上突破性的时期。

在开展气功科研的征途上，严新同志既具有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又具有令人敬佩的的博大胸怀。他将来自多方面的抨击深深地埋进心底，不愿回击，也无暇回击。除了向抨击者表示理解和真诚的尊敬，并引以为戒，更加紧了气功科研的进程，开始了一场意义更为深远的工作，探索将气功技术应用于现代工农业生产之中,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创造财富，贡献力量。于是，他在科研、教学、生产部门的合作下，进行气功外气对小麦、人参等多种植物的种子的发芽、生长、提高产量的试验。并和北京、南京、广州、沈阳等城市的军队医学科研部门及多个大学科研所合作，进行气功外气对人体科学、生命科学、宇宙科学多方面研究，涉及到工业、农业、军事、航天、医疗卫生、体育竞技、智力开发、生物化学、原子物理等多个学科，从细胞分子，从原子到原子核，不断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并和国外的科学家和合作，对攻克艾滋病和癌症病毒的研究．对戒毒的临床试验，其成果引起了西方社会的震动和众多科学家的兴趣。

　　他在和清华人学有关学者进行气功科学工作中，其情景是很动人的。他们曾经顶寒风，冒酷署，北进东北，南下石家庄。他们共试过啤酒酵母，改过酒精生产菌，到过味精厂，也去过酱油池，广泛进行探索和研究。艰辛的努力结出了硕果，1990年4月，由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持的，以我国著名的科学家贝时璋、方心芳、胡海昌为首组成的一个专家委员会，认真地听取和审查了名为“气功诱变工业微生物菌种可靠性实验研究”的系列论文。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以及中国华北制药厂的专家和学者们以大量的基础可靠性及工业应用研究实验，向世人披露了一件令人震惊的结果，这就是严新同志与以上单位一百多位科学家、学者、教授、工程师及工人合作历时三年时间，克服令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把气功科学的基础研究十分巧妙地和工业应用研究结合起来，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一株株经过这种新型生物处理方法选育出来的高产菌株，有的甚至是国际第一流水平的菌也筛选出来了。面对这令人鼓舞的成果，科学家们不仅看到其广阔应用的领域和可观的经济效益的诱人前景，更看到了它的内涵和现象展示出了众多的崭新的生命科学的课题。对此，我国著名的生物物理学的奠基者贝时璋教授和方心芳教授共同热情地命名该技术为“生物处理技术"。身为我国著名的微生物学老前辈，国家菌种保藏委员会主任，前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八旬高龄的方心芳教授，盛赞“这种方法是中国人首创的新技术，它肯定是一种新型的生物处理方法。由于它面对的是整个微生物界，所以我衷心地希望我们中国人能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内走在世界前列！”同样国内的其他许多著名学者也对此项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中国的人体科学研究拓展了一条新路，更在于它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由基础研究迅速转化为生产技术的令人信服的范例。

　　在攀登气功科学研究高峰的征途中，严新同志成为气功科研工作的典范，是由于他在与自然科学家密切、广泛的合作中，探索人体科学奥秘而成效卓著，也由于他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从不动摇献身科学的信念；更由于他把人体科学的研究、主动地和工农业生产相结合，从而给90年代的人体科学研究注入了新意，使之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并和国内外献身气功科研的科学家与气功师共同迎接人体科学、生命科学研究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