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瞻远瞩的预言
1987年春光明媚的季节,中国气功和人体科学研究的倡导者、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教授,亲切会见清华大学气功科研组的教师。在听取汇报过程中,老科学家用他深邃而敏锐的目光,透过一张张貌似平常的实验图形和表格照片,洞察了隐藏在其后的广阔而诱人的新领域。在汇报结束时,钱老高兴地说:“我认为你们的工作对气功科学研究是一个突破,一个重要的突破!”科学前辈的话语,象和煦的春风,吹拂在清华大学人体科学工作者的心中,激励他们开始了一场意义更为深远的研究工作。他们开始探索将气功技术应用于现代大规模工业生产之中。
三年多以来,清华大学有志于气功研究的科学家组织了学校、工厂、研究所三结合的协作攻关。经过艰苦的奋战,终于使新型生物处理技术——气功处理菌种方法得到成功,并大规模地应用于抗菌素发酵工业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我国古代文明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而绽开的绚丽之花。它证实了三年前钱学森教授对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工作所写的预言:“这些工作是科学的新发现、科学革命的先声!”
“科学革命的先声”——这也是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对中国气功和人体科学研究的预言。
二、新技术的起点
“气功处理菌种新技术”的起点始于7年前。1983年夏天,清华的气功科研工作者随机使用了实验室已有的仪器和材料,进行了气功外气对液晶双折射效应影响的实验,获得了阳性结果。在这一实验的启示下,清华科学家们的脑际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命题:“气功外气对物质分子作用。”他们分析了国内关于外气治疗疾病、获得一定疗效的临床研究成果,认为外气对物质分子的作用很可能是它治疗疾病的生物物理学基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与著名气功家严新医生合作,开始了在分子水平上探索人体科学奥秘的攻坚战。
一次次地挑灯夜战,一步步地探索前进,经过200多次的反复实验,清华的气功科研工作者与严新医生密切合作,终于从分子水平上证实了气功外气确实可对某些物质的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钱学森教授曾指出:“该工作为世界首创,以确实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其分子性状,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名誉所长、学部委员贝时璋教授也指出:“清华大学抓住从分子水平上来研究的方向,这很好!”
一时间,几乎人体科学研究界的所有人们,都把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气功外气对物质分子作用研究”的方向。大批的科研报告纷纷刊出,一批很有价值的科研论文被科学界所接受,中国的气功科研活动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三、向生物工程领域进军
此时此刻,清华的气功科研工作者并没有陶醉在一片赞扬声中,他们仍在冷静地思考着新的问题。他们敏锐地想到:既然气功外气可以对某些物质分子产生影响,那么,气功外气是否可以对生物大分子产生影响呢?进一步考虑,气功外气能否对携带有生物遗传信息的生物大分子,甚至对生物体的遗传产生影响呢?如果这种设想能得到那怕是带有某些预兆性的实现,那都将是一件极了不起的事情。
人们都很清楚,当今生命科学、生物工程已成为众人瞩目的热点。而生命科学、生物工程之中的遗传工程、基因工程又是众星捧月的宠儿。如果气功科学中能产生一种技术,在遗传工程、基因工程的天地里一展丰采,那世间人们将不仅另眼相看一向在三教九流中厮混的气功,而且真正展现在气功界面前的则是一派崭新的人体科学的新天地!
事实上,早在1981年就有一些研究者已发现,在气功外气的作用下,可以运用不同的方法使大肠杆菌和葡萄球菌或者生长加速,或者很快死亡。其作用和效果已达到了非常明确的地步。与此同时,更多的研究者们发现,气功外气可以对多种植物以及它们的种子的发芽、生长产生明显的影响。个别的结果表明:气功外气作用的影响已涉及到了植物本身的遗传特性的本质问题。只可惜,限于当时的情况,人们并没有去深究这些现象,它们的本质是什么?它们之中是否蕴藏着更为广阔的气功应用技术的新天地?科学家们已经走到了人体科学新殿堂的门口、又停顿了脚步折了回去。遗憾啊!中国人体科学研究又失去一次十分重要的突破机会!
现在,清华的气功科研工作者仔细地研究和汲取了众多同仁的宝贵教训,他们决心把气功外气对物质分子作用研究,引向生物工程的领域,在遗传工程上开刀,把攻关的焦点转移到发酵工业所用的菌种上,将气功作用形成一种新的生物处理技术。就这样,“创造气功处理菌种技术并使之应用于工业生产之中”的想法就成了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了。
说实在话,当时对清华的气功研究者们来说,这个课题到底成功和失败的百分比各占多少,谁也说不请。一些好心人来规劝他们别再浪费自己宝贵的年华,也有些好事者则在等着看他们的笑话。而他们自已,则抱着对中国人体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放弃了出国深造,舒适安逸,抖擞起精神,再一次踏上了艰难莫测的科学征途。
四、艰苦探索的历程
清华的气功研究工作者很清楚,一个科学的设想并不能代替成功,科学设想的建立需要靠科学实验作为理论基础,需要正确的逻辑推理和思辨,而设想的实现则需要科学的工作方法,更需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劳动。
为此他们真正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艰苦探索历程。工作的第一步则是扫清外围,科学上的术语叫做:可行性的基础研究工作。摆在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工作者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必须立即明了气功外气究竟能否对各种构成生命的生物大分子,特别是对携带和构成生命遗传信息的生物大分子产生影响?而第二个问题则是,这样的影响是什么性质的?能否构成对遗传的作用?等等。
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他们使用了紫外——可见光谱仪、荧光光谱仪、激光光谱仪、红外光谱仪、红外热象仪等多种分析仪器,对在气功外气作用下的各类生物大分子,比如像各种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液晶等进行了多方面的结构测试和观察。反复的实验和检测都证明:气功外气的确可以对以上的各种生物分子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
但使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外气对DNA、RNA以及构成遗传信息的各种生物分子的影响。在这类实验中,他们特别着重分析了在紫外——可见光谱仪上的样品结构变化。
人们都很清楚,DNA是一类携带生命遗传信息的双螺旋结构的生物大分子,在它那二条相互平行而又盘旋的链上,由二类叫嘌呤和嘧啶的生物碱物质在氢键连接下,相间排列起来,这种有序的排列组成了整个的生命信息密码仓库。一旦这种有序的排列次序有所错乱,生命的遗传特性就会相应发生改变,非驴非马的事件就会发生。所以这种排列次序既复杂又极其重要。现代遗传工程中有些已明了的手段就是运用了致使遗传信息的碱基排列发生错乱,引起突变而产生新种的原理进行的。
这种DNA中遗传密码的排码由于通过氢键的联接,所以可以用紫外——可见光谱仪在257纳米的波段处观察出这种氢键联接的变化。这种谱图上的位置叫做特征峰,是专门辨认特指的物质的特殊结构的有效方法。
实验表明,在气功外气的作用下,DNA生物大分子的257纳米特征峰的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代表遗传信息的碱基排列的确发生了改变。在有的实验中,甚至使光谱峰强度改变达50%以上,简单地说就是产生的变化是非常厉害的。
特别令科学家们感兴趣的是,这种变化是双向的——这预示着遗传改变方向是多向的,而且作用的时间具有后效应的。……
总而言之,科学家们发现这种外气将影响不仅是有效的,而且内涵也是极其丰富的。
这样,他们在扫清外围的工作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也就是说,这些实验解决了理论上可以证明气功外气将影响生物遗传特性的关键问题。
清华大学的气功科学工作者们就这样拿到了打开遗传科学殿堂大门的金钥匙,剩下的工作就是真刀真枪的上战场了。
五、遗传工程的新刀
科学家们的第一个战场就是自己的实验室。1987年的金秋他们与严新医生配合,小战麦迪霉素菌和青霉素菌,几个回合,大获全胜,麦迪霉素菌生产能力提高50%,青霉素菌提高也相当可观。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这种方法的规律,他们南下、北上,到处作战.他们试过啤酒酵母,攻过酒糟生产菌,他们到过味精厂,也去了酱油池,广泛的探索和研究使他们深信他们所创造的方法是真实、有效的,确实是一把遗传工程中的快刀。
在大量实践基础上,他们与我国最大的抗菌素生产基地——华北制药厂、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许多单位组成了一支三结合(厂、校、所)上百人的攻关队伍。他们的工作也受到了这些单位科研人员、生产工人、领导干部热情的支持和关心。
经过许许多多日日夜夜的工作,一份份科研的正式报告写出来了;一个个经各方面专家把关的数据测试出来了;一株株经这种新型生物处理方法选育出来的高产菌株,有的甚至是国际第一流水平的菌株筛选出来了。
请看他们用心血抱出的金娃娃吧:
卡那菌株选育出来后,提高16.5%;
核糖菌株经选育出来,提高33%;
国际水平的青霉素选育以后,提高1O%以上;
链霉素菌株选育出来,提高15%以上;
去甲基金霉素菌株提高12%以上;
……
大量的实践证明,气功处理菌种技术与以往的经典物理和化学方法相比(这些典型方法已运用了现代科技发展的几乎全部最新技术手段),具有诱变效率高、减少筛选周期、正变机率大、诱变频带宽、定向性强等等一系列的优点。
这项新技术所展现在大家面前的,不仅仅是广阔的应用领域和可观的经济效益的诱人前景,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涵和现象给科学家们展示了众多的崭新的生命科学的课题。
目前,这些已经得到了高产的菌株已适时地陆续投入了工业化规模的生产之中,其中有的已经经受一年以上的考验,为社会、为国家的建设创造出了财富。
六、开创新局面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无论它是多么的美妙、多么的深奥,如果它不能成为一项技术,不能为社会的物质文明进步创造财富,贡献力量,那么它将永远不会被社会所接受和容纳,而只能为社会所遗忘。气功科学研究的严酷现实同样要求我们科学工作者,必须重视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地开展应用性的实验基础研究。
早在1988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张震寰理事长曾明确指出:“清华大学的尝试,如果能够真正应用于生产实践,那将为气功事业开创一个新局面。”
我国著名的微生物学老前辈、国家菌种保藏委员会主任、前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83岁高龄的方心芳教授在听取了汇报以后兴奋地指出:“这种方法是中国人首创的新技术,它肯定是一种新型的生物处理方法。由于它面对的是整个微生物界,所以我衷心地希望我们中国人能在生命科学的研究领域内走在世界的前列!”
钱学森、方心芳、贝时璋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支持和指导,使中国的人体科学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今天在中国人体科学的园地里人们正迎来了新的春天,明天经过千千万万中国人体科学工作者辛勤的耕耘,人们必将会获取更大的丰收,更大的成功!
(选自《中华气功》1990年第3期)
清华大学李升平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