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科学的存在和观念

中国中医药大学 曹建

（1998年8月8日）

严新老师对气功科学实验的重大贡献，打开了人们对气化物质和气化规律的认识眼界，开始理解和探索中国传统研究过的自然世界和生命世界。

这些科学实验的现象部分，遵守西方已知的自然定律(形质规律)，其气化物质的参与和过程，则遵守中国传统已知的自然定律(气化规律)。但是，本世纪中国人对自己的气化科学已经已经鄙薄和疏远了。公元前三世纪的《易传》指出：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这个号召，也就是西方学者业已看到的，东西方文化在对立中必然走向互补。世界处在东方科学革命的前夜，而中国人的任务则是在新时代中认识、继承、发展自己的科学传统。以此观之，若是一味强调西方科学的至上论，我们认为这不是浅簿就是无知，而无知距离真理更远，是为常识。

从刘贵珍向现代社会引进埋藏在民间的气功，而后气功从自我疗法、外气疗法、功夫疗法发展到养生、修炼阶段，以及初露于五十年代，七十年代后普遍展现的人体潜在功能，至今已有五十年的经验和研究了。半个世纪并不算暂短的时间了，而且业已牵动了大约一亿中国人的中华文化回归感和自豪感，可是炎黄子孙中对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等等由祖先传导下来的独特而深刻的生命传统，并没有取得相同的看法：继承者在继续继承，实践者在继续实践，反对者在继续反对，搅混水者在继续搅混水。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本文从两层自然、两类科学以及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角度，提出澄清、还原和发展中国文化之必要。

求知的态度

一般来说，争论只在内行或同行中间展开，目的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整理认识方法论，推进知识进步。例如，气功功夫、特异功能的研究界，就经常进行这种质疑、检验、印证、探讨，促进了人体科学的发展。争论不展向外行，也不隔行进行，因为这里主要是个知识普及问题，是求知渴望的提问，以及满足渴望的解答等等。若外行或隔行挑起争论，多半不属认识和求知目的。例如曾经发生对基因论、控制论、相对论的批判，终成历史的笑柄。人们常说的偏见比无知距真理更远，不是没有道理的。

气功和特异功能的课题，使我们再次思考什么是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态度，什么是科学方法，并且明显感触到：口不离科学词汇的人不见得是懂得科学的人。其次，也追使我们严肃地回顾东西方的文化史，并且清楚看到人类曾经拥有过的学问：从人之初到十九世纪的中国道学和古希腊的第一物理学。因此，我们有必要清理两类科学的历史，清理我们对自然的认识，进而以中国自己的方式发展东方的生命科学。

严肃前提

在世界文化史上，只有中国文化对生命进行过第一流的研究，这包括潜能、功夫、医学、人文等等方面。只要深入自然和生命，必然碰到超出常识、常理的情况(否则就不叫深入)，这促使人们以新的角度(融汇西方科学知识)认识中华文化。可考虑如下几点：

其一，气功功夫或特异功能虽然要有形质(有形有质的自然存在形式，即通常意义的可感物质)的贡献，但起主导和制约作用的是气化物质(无形无质的自然存在，即中国传统的气或古希腊的原初物质)，是气化系统的性能、状态和过程。因此我们感官所观察到的现象是这两层物质规律的辨证的综合，中国因此发展了适应这一领域的东方辨证论(注意是对事物或状态进行辨别、辨认的辨字，而不是口头或逻辑进行的雄辩、争辩的辩字)。

如果认为气功功夫或特异功能纯粹是形质产生的现象，因此单一地用形质原理(西方科学是研究可感物质的科学)进行解释或想象，恐怕难以合其辙。至少是缺二为一，忽略了另一类物质的存在和贡献，况且机械论思维也不能适应这个领域。如果以不符合已知的形质定律来否定事实，就不单是认识眼界狭隘的问题了，也冒着陷入主观唯心论的风险：他个人心中没有的事物必定不存在。

此时回顾古代的寓言：井蛙观天，不是没有教益的。

其二，基于两层构造的自然真相，欲穷尽自然之谜，应通过两大认知渠道：感官并感知形质的世界，元神并通达气化的世界。气功功夫或特异功能领域的研究者，甚至一些年事较高的人，都在努力返回老子、孔子奠定的以元神为基础的治学传统或心法传统，以求洞悉真相和求得真知。这是难能可贵的继承和努力。

如果仅仅因为他本人看不见、摸不着气化物质，因此断言必不是事实，甚至断言看得见、摸得着的情形属于精神病态，或者别有用心，其思路是：自己没有的能力别人也必定没有。这是不是又是一种主观唯心论昵?拒绝亲身的实践，却认为具有发言权，或者裁判权，是正常的认识态度吗?

　　此时回顾古代的寓言：盲人摸象，不是没有教益的。

　其三，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东西方文化(春秋战国文化和早期希腊文化)都作出了建立气化科学和形质科学这两类科学的努力。气化科学在中国传统称作道学，在古希腊时期称作第一物理学。形质科学就是中世纪中国的器学，十七世纪后西方的科学。

　　不过第一物理学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欧洲都没有获得成功，西方才不得不转向抽象哲学(放弃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发展了假设和逻辑的哲学方法)和形质科学(按希腊智者的分类应是第二物理学)的格局。沿着西方的文化史，当然看不透中国文化的真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奠定了气化科学(研究气化物质的科学，相应于第一物理学)的深厚基础，到中世纪则建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首屈一指的完备体系。

如果口头上承认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承认认识的无限性、相对性，承认西方科学对生命的认识仅仅处在起步的幼稚阶段，但是一接触到具体事件，不是扣上封建帽子，就是扣上迷信帽子，则不是科学的唯物认识论。如果片面强调西方的形质观(而不是两类科学观和两端认识论)，起劲地使用反科学、伪科学帽子，其背后必是取消和否定中华民族的传统科学，那么作为黄皮肤的人将何以面对炎黄祖先呢?

此时回顾古代的寓言：叶公好龙，不是没有教益的。

其四，在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孔子代表的返观学派(这个术语指通过元神实现对气化内景的洞悉和参与)，以绝对的优势战胜了以惠子为代表的言辩学派(指试图以形式逻辑从现象界推得普遍性的原理，类似西方的哲学文化)，因此顺利地走上气化科学的道路，并一举夺得中世纪的灿烂文明。西方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古希腊思辨推理学派占了上风，欧洲进入漫长而落后的中世纪，这才不得不建立本体假设和形式逻辑的抽象哲学，以弥补第一物理学的知识或智慧的缺损。(东西方文化史的比较见附表1)

　　附表1东西方文化史的比较

如果把气解释为西方哲学式的概念，即大自然没有气的存在，并把《易经》改造成西方式的哲学，是不合历史和逻辑的。这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比西方提前二十个世纪建立了哲学。那么被彻底否定的言辩学派何以提供形式逻辑昵?他们又向谁提供了形式逻辑昵(周文王比惠施早七个世纪)?众所周知，中国至今也是个形式逻辑不发达的国家。

再者，中医属于气化科学的技术领域。如果它接受哲学的指导，谁能从西方找到用哲学原理指导技术规律的先例吗?试问，用哲学如何解释内气、经络、穴位、藏府呢?又如何解释药性、归经、走向、配伍呢?换句话说，谁能逻辑地推得这些技术知识呢?谁又证明过可以逻辑地推得六十四卦象规律呢?

我们需要注意，如果把气化科学改造为西方式的哲学，把气化过程降落到形质层来解释，就等同于把中国文化倒退到亚里士多德的起点上，从而把两千五百年来无数中国学者的努力和成果付诸于东流，从根基上断送中国文化的前途。谁人能担当这个责任呢?

此时回顾古代的寓言：指鹿为马，不是没有教益的。

霍金是英国科学家，主张在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基础上发展后科学，而不是停留在现代科学的水平上(有些中国人的论据却是停留在西方经典科学的水平上)。在演讲中，他指出反对派的错误在于“借助诬蔑来证伪”。这是很有启发的提法，因为科学的证伪只能通过科学的实验(有些人不恰当地采用口头和猜想方法)。那么，孔子主张“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老子主张“不笑不足以为道”，显然隐含着本世纪人没有猜透的极其深刻、极其深远的自然含义和生命含义。无知和浅薄在这里是要不得的。

西方的评论

与本世纪中国传统被截然中断成对比，西方的中国学一直在蓬勃发展。我十分欣赏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求实评价和发展工作。例如：

十七世纪的莱布尼兹评论说，中国“因历史悠久而令人羡慕。……虽然希腊哲学是我们所拥有的在圣经外的最早著述，但与他们相比我们只是后来者，方才脱离野蛮状态。若是因为如此古老的学说给我们的最初印象与普通的经院哲学的理念有所不合，所以我们要谴责它的话，那真是愚蠢、狂妄的事!”他的中国热情开创了欧洲的中国学先河，并于本世纪初叶传播或引进到美国。

后来的黑格尔强调：“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他看来，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种镜子，一种参照，一种完善，一种启示。这是非常深厚的文化眼光和文化胸怀。换句话说，他们对中国知识持以考察和尊重的立场，不懂就是不懂，没有随意否定之意。

西方的哲学这个词来自古希腊文，原意是智慧。我们把古希腊的自然智慧翻译成自然哲学。果真是哲学性质吗?哲学家黑格尔指出，“在我们看来还不是哲学的，而是物理学的”；物理学家海森伯指出：“古代哲学的若干陈述还是颇近现代科学的那些陈述”。可见西方的严肃学者更倾向其自然科学的性质(还原第一物理学)，不同于我们的解释。

苗力田是古希腊文化专家，他这样写道：“至于那Idea，我们翻为理念似成定论，看来是极其抽象的理性概念了，但是在古希腊人看来，这个源于观看的词，却完全是直观表象的。它是桌子自身、床自身、美自身、善自身，不过不是用肉体的眼睛，而是灵魂的眼睛来观看罢了。观看这一概念一直伴柏拉图主义始终，在普鲁提诺也还是把理智活动，把思维当作是观看。”我们知道，哲学方法是推理和论证，科学方法是观察和实验，所以这种还原是十分必要的，才能符合第一物理学的古希腊历史。

我们看亚里士多德自己解释的物质观：“我的物质指的是那种自身既没有质、也没有量、也没有任何属于确定的存在的其他属性的东西”。这个自然对象不正是中国的气，古印度的空吗?难怪天才的莱布尼兹看透：中国的“气或元气真是物质，所以与推动物质的第一本原(本文注：柏拉图提出原初物质是第一本原的自然基础)相符。”西方的物质这个词，来自古希腊文，原意是母亲，指形质万物的生成之源。这种具有生成性质的物质，西方也称作原初物质。

另外，莱布尼兹承认：“我完全不懂中国人如何能从原初物质中找到行动的规范与一切形式之源。”也就是说，他比本世纪中国人更清楚地看透：中国传统效法自然的主题不是基于形质的世界，而是面对着自然深层的气化世界。他没有不懂装懂，更没有据不懂下结论，表达了西方科学者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

西方的研究

中国文化的未来地位是什么呢?科学史学家萨顿指出：“我们确信，大量的希腊知识是从东方之源借来的”。他还严肃而远见地指出：“很有可能，伟大的思想仍将从东方传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欢迎它们”。他甚至预言：“新的启示可能会，并且一定会来自东方”。那么他所说的东方之源究竟在那里呢?东方之源的后代是否还能象祖先或前人那样向世界上提供时代性的智慧呢?

作为在西方出生的西方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里戈金曾指出：“我们相信，我们正朝着一个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本文相信这个未来，其思路按中国传统的提法称作：西体中用。

荣格的工作值得借鉴和注意。他写道：“一九一三年以来，我一直埋头于研究集体无意识的过程，也得到了一些结论，但其中很多地方让我感到不能肯定。……因为没有可能的旁证，我十五年的努力成果似乎还不能作为定论。……就在这时，卫礼贤(本文注：是个中国人)给我寄来这部著作(本文注：内丹学派的气功经典)，使我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还指出：“这些炼丹术士们的体验也曾经是我的体验，而他们的世界，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也就是我的世界”。他兴奋于“我找到无意识心理学的历史对称物了。无意识的心理学从此建立在一个历史基础之上了”。他承认这些知识在西方是“费尽心机也找不到的东西”，承认这条道路东方“早已捷足先登达几个世纪之久”。

再一个事例，是莱布尼兹提出的二进制也受到中国知识的印证。他虽然写下了题为“论二元级数”的论文，但并没有感到理直气壮。几年后，他把二元数字表寄给到中国传过教的白晋神父看。神父认出若阴爻代表零、阳爻代表一，六十四卦是数字的另一种写法，就寄去《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莱布尼茨则大感惊讶，激动不已：他的由六十三到零的二元符号图竟然与六十四卦图完全相合。

莱布尼茨在信中，以“论中华帝国创始者伏羲的文字与二进制算术中所用的符号”的标题下承认“(六十四卦)组成的似是伟大立法家(伏羲)原有的二进制算术，也是我在他的数千年后从新发现的”。也就是说，他所发明的二进制在中国《易经》中得到印证、鼓舞和支持。此后他才正式提交了论文：《二元法算术之解说》。在小标题上他强调：“他只用零与一，并论其用途，及伏羲氏所使用的数字的意义”。

基于他们西体中用的实践，荣格指出：“中国人的确有一门科学，它的标准教课书就是《易经》。但是这门科学的原则却像其他许多中国学问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则判然有别。”这里，一是肯定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二是指出中国科学判然有别于西方科学。也就是说，他发现气化科学所发现的自然规律极大地不同于形质世界的常识和定律。

　　同样，莱布尼茨甚者天才地意识到《易经》可能蕴含着“造化之迷”(即万物生成和形成的自然之谜)，并以座右铭的形式表述为：

他的学生沃尔夫又根据这一认识设计了造化之谜的图案(见下图)。事实上，《易经》表述的自然规律不仅蕴含着现代发明的二进制，确是宇宙中更深层、更根本的气化自然规律。

　　本世纪中国人不仅不再懂得气化科学，一些人又喜尚据不懂来扣迷信帽子，那么有谁来继承和发展这些科学知识呢?所以说“中国失去了一个世纪的机缘”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从荣格、莱布尼兹的例子看到扣以迷信的东西，在西方却印证和支持了分析心理学和二进制数学!

作为在东方出生的西方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汤川秀树则指出：“当我们考虑到将来时，肯定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希腊思想应该仍然是科学思想发展的唯一源泉。”本文相信这个未来，其思路按中国传统的提法称作：中体西用。

如果说在西方科学上升的阶段，莱布尼兹充分理解到中国智慧的必要性，并且开拓着中国学的先河，那么比他年长三十多岁的中国方以智则同样注着西方正在起步的“质测之学”(形质科学)。他说，“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掘于言通几”。这里的通几指气化科学，他认为西方极薄弱于这类科学，但他正确指出“质测即藏通几”，同时“通几护质测之穷”，其结论是“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总之，方以智已经初步表达了中国科学家的远见和胸怀，揭示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对立性和互补性。这个思想发展成十九世纪末提出的中体西用(互补于西体中用)，在本世纪又被错解而遭到批判。   

中国学学者李约瑟博士评论说：当科学时代到来的时候，“人们发现有一系列哲人已经铺平了道路。——从怀德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从黑格尔到莱布尼兹——而这种灵感也许完全不是欧洲人的，而且也许这种最现代的欧洲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到庄周、周敦颐和朱熹这类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现在已经认识到的要多得多。”他还指出：“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到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人类历史上一些很基本的技术，正是从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只要深入挖掘还可能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人懂得西方文化是从西方老师那里学来的，可是中国学生远没有西方老师的那些素养和眼光。这令人想起鲁迅对假洋鬼子的讽刺，今天品味起来颇觉得意味深沉了。可怜的庄周、周敦颐和朱熹，他们处在他们后代的批判位置上。更可惜的是，本世纪中国教育的全盘西化，中国人不再懂得自己的科学，甚至缺乏最起码的气化知识，所以没有可能贡献于汤川秀树的伟大理想，否则第三个文明的曙光已在东方冉冉升起。

感官难题

气或原初物质是无形无质的，因而不是形质组成的感官可以感知的对象。那么人类何以知道它的存在?何以研究它的自然规律?这就是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延续到现代的感官难题，断送了希腊智者和欧洲发展第一物理学的可能性。

苏格拉底是仪表堂堂、才华横溢的希腊智者，可是最后他却落得被处死的结局。为什么他遭到这种极不公正的待遇呢?据他的学生克塞诺封的回忆，“对他所指控的是：苏格拉底不相信所信奉的神而引进新神”。这位学生解释说：“众所周知，苏格拉底宣称他自己受精灵指导。……正是因此他才被指控为引进新神”。他进一步解释说：“他说是精灵给了他信号。他根据精灵的指示，嘱咐他的朋友们应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另外，柏拉图还记载了苏格拉底本人的叙述：“有一种神圣的东西或精灵降临于我。……我从幼年时起就有这种精灵，这是降临于我的一种声音”。这就清楚了，原来苏格拉底自发地活跃着人体的潜在能力，因此被视为不能容忍的事件。

既然古希腊环境没有可能解决或克服感官难题，就注定了西方后世在超越感官的问题上充满着疑惑和争论。但在古希腊时期，也不是没有对超越感官的难题进行过极其重要的探索。柏拉图就十分欣赏这类超常能力，他的评价是：“精通这些事物(本文注：指原初物质)的人是有灵性的人(本文注：气化本能处在活跃的状态)，而且有其他智慧(本文注：能够称得上智慧的东西皆来自气化世界)”。他说，“只有那些天分极高的人(本文注：先天性的气化本能十分活跃)，更富于神秘的人，才能发现这类事物(本文注：指原初物质)”。

他探讨说，“神并不与人结合，但精灵是人与神(及神与人)的交往和谈话得以进行的途径”。意思是：要超越感官而洞悉到原初物质层，就必须要有个气化的中介。古希腊词精灵是Daimon，原意是真知的告诫者，我们翻译为精灵，加进了神学含义。真知即是气层次的自然知识，真知的告诫者在中国传统称作元神(并存在人脑器质时空中的内气)，因此苏格拉底听到的声音实际上是元神与识神辨证后产生的声音映象(西方至今未解其密)。

柏拉图强调：“如果我用眼睛观察事物或借助于其他感官来把握事物，我的灵魂之眼会致瞎”。灵魂之眼指观察到原初物质，例如智者谈到，看见物体内有通道，物体表面有道口，有些东西在这里进出，他们称作“流射”。这正是中国传统的经络、穴位和气。柏拉图意思是，感官的强烈和持久的刺激，是淹没、抑制或丧失灵魂之眼的原因。事实上老子和孔子正是从这里反其道而行之，成为开发元神的前提和方式。例如孔子说的“默而识之”，老子说的“致虚极，守静笃”，并且继承在气功上的入静、修心、无为等等。

尽管希腊智者作出了必要的探讨及精彩的构想，可惜百步走了九十九，没有迈出决定性的技术步伐，终究没有从生命技术上实现感官的超越或突破。后世西方从此对原初物质的内景和规律，超越感官的渠道和技术就一无所知，必然充满着神秘的气氛。由于感官难题的阻隔，古希腊的自然知识发生了理解和继承上的困难性中断，迫使欧洲从文化巨人的高度上跌落了下来，非但无力建立第一物理学，还不得不进入中世纪漫长的愚昧和落后。

若是苏格拉底生活在中国，或许能成为一代圣人。早在《管子》(管子比早期希腊的第一个智者泰利士约早八十年)就指出：“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后来元代俞琰在《周易参同契发挥》透露感受到“忽一夕于于静定中，若有附耳者云”，皆无生疏、回避之意。当孔子指明“六十而耳顺”，已表明中国人不是指望潜在能力的偶尔激发，而是通过修炼环节自觉地运用这种功夫，否则就谈不上治学之道。

祖先的教下

教下是西方历史学家没有注意到的历史阶段。所谓教下，指远古祖先把气化知识通过代代口耳相传的方式传导给后代。只要严肃对待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春秋战国文化，还是古希腊文化，都以远古知识为基础。也就是说，那些基本知识都不是当时的发明，他们只是这些知识的继承者、解释者和发展者。

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处于中古晚期，教下阶段的始端)，舜让位于禹时叮咛说“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这个教下揭示了人体具有两类心的知识，特别提示了道心的奥秘。这是远古祖先最著名、最重要的教下之一，也是西方前所未闻的奥秘。   

什么是心?在气化传统上皆指心气。例如《黄帝内经》指出的“心主神明”，强调心气对人脑思维状态的控制或制约。例如昏厥，情绪不安，乃至记忆衰退，治疗上从心气入手。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指出心气的功用(气化传统中的官字不能解释为器官)是主导思维的状态特征(注意只是系统性控制状态，而不是具体的思维过程)。这些论说皆在人心的范围，总体上属于后天的心气，也即内气五行系统中的心气。

那么什么是道心?它属于先天性质，即与生俱来的，仍然与气化层感应的心气。孟子称道心为性，例如他说的“知性知天”(儒家的天指天地间的气)，而后世多称为元神。于此相应，人心则多称为识神。前面提到元神是并存在人脑器质时空中的内气，基于内气与形质的辨证交换，人类的意识和思维就产生了众多复杂的形式。后来《黄帝内经》从“意志思虑智”揭示了意识发生论和思维内建程序，是西方远未触及的人脑奥秘。这也提供了气功意念的理论基础，揭示了元神参与气化世界的机制。

人心惟危指只有感官范围的知识是不很够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这只有分立、局部和机械的形质知识)。道心惟微(微是精微，是描述气的常用词)指道心本身是气化的，因此可以感应同一存在形式的气。这带来灵感、灵机、顿悟、解悟、心法、功夫、意念和情志等等，是有机、整体、系统的东西。从另一角度，道心可以表现为智慧或理智，它是以气化层和气化科学为基础的。理智不同于理性，理性来自形质世界，是人为逻辑的结果。

前面提到元神是并存在人脑器质时空中的内气。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在考察古希腊文化后说，“英文单词Nature(本文注：自然)的原始含义，总是意味着某种东西在一件事物之内或非常密切地属于它，从而它成为这种东西行为的根源。这是在早期希腊作者们心目中的唯一含义，并且是作为贯穿希腊文献史的标准含义。”那么“在一件事物之内或非常密切地属于它，从而它成为这种东西行为的根源”的东西，就是中国传统说的并存在形体时空中的内气。可见古希腊文化也掌权了内气存在的知识。肝脏时空并存着肝气，肺脏时空并存着肺气，那么人脑器质时空必然也并存着脑气，这就称作元神。

   两大认知渠道

   春秋战国初期的管子首先继承了这一教下。《管子》一书说：“生而目视、耳听、心虑。目之所视，非特山陵之见也，察于荒忽。耳之所听，非特雷鼓之闻也，察于淑湫。心之所虑，非特知于粗也，察于微妙。”这里，生而指气化本能，完全不是生下来就具有形质知识的意思。在两层自然结构之中，人类不单有躯体形质贡献的本能，还有内部时空的气化物质贡献的本能。在这个意义上，气功功夫和特异功能皆属于潜在的气化本能，人类所要做的事情只是如何艰难地、有效地开发和运用而已。   

句中“荒忽、淑湫、微妙”等等都是描绘气的常用词。《管子》肯定人类通过两个渠道来完整地认识存在着的自然世界和生命世界(参见附表2)。基于管子对道心教下的正确解悟，使春秋战国文化一开始就处在较高的认识深度和理论水准上，是古希腊智者望尘莫及的知识。管子对道心的解悟，就为老子彻底解决返观技术作出了铺垫。

附表2人类认知的两大渠道

如果仔细领会《管子》的论述，不难发现，那时的中国人不仅懂得元神的存在，而且已经具体地经验到元神感应气息后解码为识神的诸多映象。这意味着，人类对气的自然层的返观，同样可以达到看到(形象、色泽等)、听到(音律、语言等)、闻到(性味、气味等)等等情形，十分接近于感官对形质世界的那些感知的情状。这表明春秋战国文化一开始就自觉地运用元神，并以这种返观经验来印证教下知识，进而正确地解悟和发展教下知识，则远远胜过了古希腊智者在现象界的猜想和推断。

老子成功地探索了返观技术，开辟了后世气文化的治学道路。他指出：“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意思是，通过致虚极，守静笃的方式，可以有效地抑制识神，造成开发元神的环境，而一旦调动了元神，就能观察到气化层的全部内景，直至道的最高混沌级别。对此，庄子解释说：如果“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本文注：即通过元神)，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本文注：元神返观的对象是气)”，就能“视之无形，听之无声(本文注：实现了对气层次的返观)”，说“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这就是说，中国彻底解决了感官难题，成功地实现了对气化世界的洞悉。

据庄子记载，老子认为这叫做“游心于物之初”。意思是，中国人可以通过返观方式洞悉造物之初，研究气化的原初物质世界如何生成和形成万物世界的奥秘。老子说的观复在后世多称作返观，即从形质世界返回去观察生我、养我的气化世界，进而观察道统一万物的内景和机制。所以庄子才可能感叹：“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因为只有中国文化才能通达这些自然之谜。

两端辨证认识论   

老子指出：“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意思是，如果我们站在无形无质的气层次，则观察它如何巧妙地和谐统一万物；如果我们站在有形有质的万物层，则观察万物的和谐统一是通过什么渠道与气层次最高级别的道进行联系和反馈。这就是中国文化面对自然两层结构的独特的两端辨证认识论，以此认识自然和生命的全部真相。

  　孔子也指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揭示了儒家开发和运用元神的经验和规律，既从识神的志于学、而立和不惑，走向元神开发的知天命、耳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则解释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本文注：自得是返观的另一提法，强调他人不可替代的能力和观察)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他强调只有道的智慧才能在人世间达到左右逢其原的境界。

就两端辨证认识论，孔子也指出：“吾有知乎哉?无知(本文注：当时只用单音字，无知指对无形无质世界的知。《淮南予》作出过解释)也。有鄙夫(本文注：只持感官认知的人)问於我，空空如也(本文注：认知在无形无质的世界)；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他说，无形无质的自然世界是常人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因而是常人不能理解的高深知识，但是他知道只有追究气化和形质的这两端，才能最终穷尽自然的真谛。

　　两端认识辨证论表述在文化行为上，就是《易传》的号召：“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意思是，要作出推动文化发展的贡献，这样的学者必须同时具备两类自然科学的知识。这个号召在两千五百年来激励着中国人前仆后继、风起云涌，终于建立起世界上丰富多彩气文化大厦。(中国文化的内容以及与西方文化的比较，见件附表3)鉴于中国文化的自然格局和传统要求，不难发现，中国科学的学者往往精通西方科学，而试图否定中国文化的人往往是中国科学的外行。这证明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

　　附表3中国文化的内容和比较

　　事实上气化层与形质层的连接处或交换处，是气功功夫或气化技术的密中之密，也是解悟和领会气化理论的关键之处。两大自然存在层之间复杂的、系统的辨证关系，即气对形质万物的主导和制约，并非是取而代之或平起平坐的意义，而是在万物现象的深部实现特征、节律和趋势的控制和统一。

易传的定义和号召

周文王(公元前十二世纪)以《易经》的形式继承和概括了气化层的自然规律后，作为对春秋战国文化总结和升华的《易传》(公元前三世纪)定义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意思是，可感万物之上存在着无形无质的气化层，其学问称作道学；可感万物属于形而下者，其学问称作器学。

《易传》揭示其机制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意思是，气化系统双向演变酝酿着动态的象，形质层又具备着一定的形体，此时才可能发生生长性的变化。换句话说，仅有可感物质是不可能形成生命现象的。后来的荀子进一步揭示这一深层自然机制：“阴阳接而变化起”。阴指无形无质的气化层，阳指感官感知的万物层。它说在象和形的条件下，两者进行着动态的连接或交换，才可能激励出生命。   

稍后的《黄帝内经》作出进一步地解释：“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变化见矣”。它指出，两大自然层次之间的连接或交换，是相互的较量、激励、反馈和权衡，展开为生长壮老的特征过程，要动态平衡于天地气化节律(六十纳甲的气化节律)。《黄帝内经》进一步强调，生命万物皆沉浮在时间这个生长之门。这表明，中国气化科学更关心时间，而西方形质科学更关心空间。这里“在天为气”这句话，可以纠正本世纪人把“在天成象”看作星象的错解(形质世界的事物不属于气化科学的范围)，也可消除理论之象(例如八卦的卦象)与气中之象(返观到的具体事物的象，例如人体的藏象)之间的混淆。   

《黄帝内经》深刻地指出：“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用。故器者(本文注：指器质的形体)，生化之宇(本文注：即空间)；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它说，气升降出入于形体是生命不息变化的自然根源。这就对“阴阳接而变化起”作出了进一步的揭示和明确。

特别是它指出：“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揭示了两类物质存在形式之间动态的作用关系，提出两类物质存在形式之间较量、比较的动态平衡机制。因此“天气下降，地气上升”这个传统术语，绝非本世纪错解的感官感知的形质现象，而是天地尺度上气与形质之间的聚散内景。

本文概略地讨论了中国气化科学，只有在这样的框架下才能解破生命之谜，以及探讨气功功夫和特异功能界面临的诸多新课题。详细的讨论至少需要几百万字。

世界上进入可感物质阶段后，人们对身外之物的认识虽有长足的进展，但是对生命世界的认识深度却在可怕地下降(因为丢失了气化科学)。身外之物的强烈观念以及潜在本能的深深淹没，使人们无以了解自然和生命的真情，也常常因此拒绝生命真谛的阐述。事实上，即使用最精密测量仪器延伸人类的感官，也不可能超越形质层而通达气化层(毕竟两者之间是巨大的隔离或鸿沟)。于是自然不得不深深埋藏着自己的奥秘，而生命(包括意识)却息息相关于这些深层的自然规律。

事实上，生命一直是最重要、最艰难，也是最复杂、最奥妙的课题。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始终伴随着对这个课题可歌可泣，乃至血淋淋的探索。生命的奥秘到本世纪末几乎成为越来越无法解开的谜团。人们只看到由分子、原子或细胞、神经组合的机械躯体，不知生命和意识的本原，不知天外有天，甚至越来越顽固地自以为是。

自然并不因为人类的认识无能而改变它自身的规律，正如庄子所说：道将“旁礴万物以为一”。此时的人类当然无法知悉由于人类的无知和无力，正在严重地毁灭自己赖以存活的气化背景(即天人相应的道理)，也无法理解人类目前的道德努力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艰难(即无力回天的道理)，无法理解人类目前的超越努力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紧迫(即人为万物之灵的道理)。不能不说这是巨大的损失，未来势必要为此付出代价。

是否继续存在着外国月亮比中国园的偏见呢?过去我们曾有这样的革命精神：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可是现在这些豪迈的精神没有了，外国没有的气功功夫、特异功能被看作封建迷信。越来越多的人看透，极力否定中国生命传统的人，大多是气化科学的文盲，因此对这些人发起的“争论”毫无兴趣，认为有这个时间不如作些对事业有益的工作。相反，正常的争论和交流始终在进行，学习、考察和经验仍引起广泛兴趣。这里的持久魅力在于它深人生命的深层，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内景素材，是我们解开经典著作的密意(经典著作的文字只给出显意)的经验依据。

当西方科学通过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发现测不准原理和观察参考系后，提示我们在一些复杂课题上，观察者对测量结果的参与性，即绝对意义的客观是难以实现的。在关联到意识的生命领域更是如此。例如，国外发现了山羊效应。他们把不相信特异功能的人标号为山羊，把相信特异功能的人标号为绵羊，结果特异功能的演示在山羊类的人群中成功率极低。这看作是山羊人的意识干预。我们的一些人抱怨没有看到过真实的演示，可是这里找不到可以责怪他人的原因。

西方科学的方法是实验室，中国科学的方法是自我经历，因为自然、生命和意识不可能约束在实验室里，更不是表演性质的。例如，男女恋爱可以在实验室里公开进行吗?可以测量爱情的数值吗?开错刀、吃错药可不可以再从头开始?为什么运动员临场会不能发挥?如此等等。总之，基于生命的复杂性，只能采取特殊的认识方法论。这不是谁的偏好或情愿如此，而是我们的方法论只能适应研究的对象。

　　前面提到，方以智初步表达和揭示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对立性和互补性。这个思想也是西方的学者不断阐述的认识。西方已经作出子西体中用的榜样，而中国也有许多前辈为我们树立了这样的榜样，例如钱学森、贝时璋、赵宗尧等等。在中体西用方面也有许多先驱，例如刘绍光、刘子华、潘雨廷、朱灿生等等。遗憾的是，这并未形成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识和行为。不过本文相信，重振人类知识结构和精神状态的时代必然到来，那是以升华和超越为主的美好时代。那么，我们需要有认识未知的通气和无畏，开拓眼界和解放思想，在祖先的教导和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生命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