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左的思想影响 创建中国人体科学

清华大学 李升平

(在四川省l998年健身气功交流大会的发言)

时间：1998年5月2日下午地点：绵阳市体育馆

一、曲寿庆书记讲话

(中国气功科学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原中央田家机关纪工委书记)

天府之国、地灵人杰、严新出生于四川，“严新气功”发源于四川。在省委原书记杨超同志的指导关怀下，在各级领导支持、指导之下，“严新气功”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且已经发展到全国，已经走向世界。他的成绩大家都是非常关心的。

可是，在过去以及最近，我们有少部份的报刊，个别的什么人，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呢，不实事求是地妄加评论，滥加贬低，甚至攻击严新本人。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是我们不能同意的!(鼓掌)

无论任何人，对于气功不理解，我们说是可以的。因为任何一个科学家不可能对所有的学科他都懂啊，没有这样的科学家。对气功不了解，不理解，可以调查，可以研究，然后再写出一个客观如实的报告，告诉大家来理解、来了解。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科学的，才是正确的。但是，我刚才讲的那些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气功，不懂气功，就滥加评论，说气功是伪科学、是假的、是骗人的等等。这样做法是非常不妥当的。难道他们不调查、不研究，滥加评论就是科学吗？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从北京来的清华大学教授李升平同志，他长期和严新同志一起合作搞科学试验。到底如何，是真是假，今天下午请他给我们大家做介绍。(热烈鼓掌)

二、李升平教授发言

今天，我以非常激动、兴奋的心情，向严新老师家乡、四川省绵阳市以及江油市东安乡的父老乡亲们致以最深切地敬意!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屈指算来，我们和严新老师共同合作、共同战斗已经整整十二个年头了。

当初，严新老师风尘扑扑地从天府之国的四川来到了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从遥远的祖国内地走到了迈向世界的窗口，所有的情景我都觉得历历在目。

今天，我们在王芳部长的带领下，在杨超书记、曲寿庆书记带领下，我们已经从一支小小的队伍，集合为一支千军万马的大军，我们走向了全国，迈向了世界!   (鼓掌)

昨天下午和晚上，当我们看到四川省体委举办的这次非常壮观的全民健身大会，看到晚上所举办的丰富多彩的严新气功文艺表演，当我们看到这样一支千军万马的队伍，我们由衷地从心里向大家说：谢谢大家! (鼓掌)

中国人体科学的奠基者，中国的首席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曾经说过：“一个人体科学的幽灵正在我们当中徘徊”。每当我们想起钱老的这句名言，就会使我们联想起伟大的马克思所写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

因为，当我们勇敢地向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进军的时候，当我们迈向更加美好的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憧憬和希望。但我们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将会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各式各样的坎坷、荆棘、艰辛和困难。即便如此，一个伟大的事业正在召唤我们，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鼓掌)

这正象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家领导我们建设了新中国，正象我们在江泽民主席领导下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走向二十一世纪一样。我们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在想到我们曾取得很大的成绩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对目前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今后将面临的阻力，也有足够的信心去克服它。

我们知道，近十年以来在全国的一些报刊杂志上，一些人有计划、有预谋地杜撰一些完全不符事实的文章，对严新老师，对清华大学的部分教师，对全国的气功和人体科学研究，进行了无端的指责和攻击。他们的主要矛头，就集中在张震寰将军领导的、钱学森教授提倡的中国人体科学和气功科学的创立，集中在严新老师、广大的科学工作者为人体科学所付出的辛勤的劳动。

我今天要向大家汇报的，就是要把真实的历史情况，再一次展示在世人面前。我们通过回顾历史，将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一贯反对“伪科学”的人们，实际上是一批挥舞极左大棒，以造谣、诬蔑为营生的无耻之徒。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对创建中国人体科学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同时也可以更加确信，我们的队伍一定会一往无前，无往而不胜!   (鼓掌)

作为我们队伍中的一员，作为一个前哨尖刀班的战士，我向大家表明自己的决心：我会与千千万万的气功爱好者、习炼者、研究者和科学工作者一起，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攀登人体科学高峰，为我们自己的祖先，为我们的后人而贡献自己最大的一份力量!

以上就算一段引子，现在我的汇报就此正式开始。(注：报告人用投影胶片和幻灯片、录像带配合讲演展示各种资料和证据。)

作为人体科学，在西方国家叫做“超心理学”研究，距今已经有一百年多年的历史了。而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正规地开展人体科学研究仅仅只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

但是，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说：在人体科学这块领地上，在这块二十一世纪的生命科学的新领域内，我们中国人确确实实已经占有了一席一之地。而严新老师确确实实是为中国人体科学的创建贡献了他宝贵的力量， (鼓掌)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鼓掌)

正是在63年前，世界著名的心理学权威，美国杜克大学的L．E．莱茵教授，在描述人体科学时是这样对世人说的：

“如果你想寻求轻巧容易的实验课题的话，那么请到别处去找；如果你不想承担风险的话，那么就别从事特异心理学的研究：如果经受不起失败，那就别去问津。但是，如果你想探寻新颖的、挑战性的、重大的课题，那就义无反顾地前进吧。它会带给你哥伦布式的刺激和探险感，你不知道你是否会取得成功，但哥伦布那时不知道他是否还能生还，而你却无生命之虞。不断努力吧，也许你第一次就能够获得成功。”

一个美国科学家尚且能发出这样的情怀，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我们也怀有同样的信心，而且有决心做得比他们更好。 (鼓掌)

作为分析问题的开始，我需要就科学研究的所谓成果问题先向大家澄清两点：第一点是，现代的科学研究分为两类工作，一类是所谓的基础研究工作，它的主要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是在学术刊物上刊登通过研究所撰写的学术论文，学术刊物的等级越高则表明学术研究的成果价值愈大。而学术刊物是否刊登你的学术论文则由该学术刊物所聘请的专家们评审后决定，等级越高的学术刊物所聘请的评审专家也愈加权威。现代科学研究的第二类工作是在应用、技术领域方面所开展的工作。该工作的最后成果的审定，则要由这个领域内有权威的专家们所组成的鉴定委员会作出结论。鉴定委员会的专家越权威，对这个成果的鉴定结论就越有说服力。

第二点我要说明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健康的、公正的科学研究的结论性的评价，应由该领域内的有权威的专家在公正、公开、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予以评定。也就是说：应当由该学科内的、自己的专家们来进行评定和讨论。但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确实有一些人，他们实际上对某一科学研究领域并无任何研究和了解，却急于匆匆忙忙地发表看法和评论，我们说这是一种科学上不严谨、不严肃的表现。而另外还有一些则是怀有不良意图的人，他们表面上标榜反对所谓的伪科学，实则上却津津乐道于随意捏造事实、进行人身攻击，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种犯罪行为!

有了以上的说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一看，中国人体科学研究和气功科学研究的反对者们他们究竟是何许人？他们为反对人体和气功科学研究究竟是如何兴风作浪的。

那末，长期以来，社会上之所出现那麽一股反对气功科学研究的风浪，这股逆风的真正源头出自那里呢？

首先，我向大家展示一个文件，这个文件说明，十年来中国反人体科学研究和气功科学研究的逆流的根源就在于少数人有目的、有计划、有预谋地策划制造出来的，这是建国以来，在新兴科学的研究和探索上，一小部分人人为地制造出的一起大冤案。而这起大冤案的主要制造者之一，大家都可能想不到，是出在××大学。

这里向大家展示的是××大学1989年3月31日“1988—1989年年度第二十一次校务委员会纪要"。在这篇纪要中，××大学的个别人，他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一手遮天的方法来欺骗××大学的广大师生员工，和我们整个的社会。

这个决议是这样说的：“会议审议了关于整顿我校各类气功活动的意见。会议认为工会气功协会组织的群众性气功健身活动受到了教职工的欢迎，今后学校将继续支持他们的活动。但近来少数人以学校的名义在校内外开展以盈利为目的的气功活动，产生了不良影响。会议决定，对校内各类气功活动进行管理整顿。凡未经学校批准，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假借大学的名义进行活动。为澄清事实，消除影响，请科研处处长张宏涛副教授在接待《健康报》记者时，阐明我们的看法。”

在这个会议纪要中，明确地指出：“有少数人以学校名义的开展以盈利为目的的气功活动。”因此，学校认为应当对这些“气功活动进行管理和整顿。”但是，我提醒大家注意，正是在在两个星期以后的北京<健康报》上，却出现了内容完全相反的报道!

这是1989年4月13日《健康报》第一版上的报道，它的标题是：“××大学科研处负责人说某些气功研究与××大学无关。”这里的标题是“某些气功研究与××大学无关”，它的意思是否是在说：有些气功研究还是与××大学有关，只是有些气功研究与××大学无关？或者是说：我们所进行的部分气功科研是与××大学有关的？

但是即便如此，这份报纸上的这个消息的标题及其报道内容是直指清华大学的正式立项的气功科研课题、直指清华大学部分教师与严新老师合作所开展的气功科学研究这一点已是明白无疑的了。这同刚才我们给大家所展示的校务委员会纪要中，要求管理“整顿以学校名义开展以盈利为目的的气功活动”的决议，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社会从此被欺骗，历史被扭曲了!

这篇报道的矛头直指一个叫做“气功外气两千公里超距对物质分子结构影响的实验研究”的科学实验，这位记者所写的这篇报道里说：“这些报道，既没有提出鉴定申请，又没有通过专家评审、测试鉴定，更没经过成果登记。”此后大量的报刊和作者，就引用了这个报道来说明清华大学不承认气功科学研究的这项成果。

在其它类似报道中(如北京日报1989年10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说：“气功外气两千公里超距对物质分子作用实验研究”，署名为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

事实上，我们确实发表了一篇题为：“气功外气两千公里超距对物质分子作用实验研究”的气功科研论文，我们的论文的是否被录用和刊出公布，则要按国家一级学术刊物《自然杂志》的录用、审查标准和程序，由<自然杂志》杂志编辑部组织了有关专家经过严格审定后，发表在11988年1O月期的《自然杂志》上的。等一下我就请诸位看一下这份杂志和这篇论文，看看署名到底是不是气功科研协作组？我在这提醒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记住这件事，一会儿大家看的时候，再返过头来验证一下。我们说，我们在写任何论文时，从来都没有署过“气功科研协作组”，都是以参加科学实验的哪一个人的名字来署名的，这也是写科学论文的一个常规，叫做“文责自负”。

在1989年10月21日《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当中还提出：“这个实验并没有清华大学主管科研的工作人员在现场，两千公里的超距离时间的一致性，实验的样品、仪器、环境等，缺乏科学的测定，效果难以令人信服。”这一点，也请大家一会儿注意我们的论文。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清华大学的科研处以及任何一个科研单位的科研处，也只是一个行政的管理部门，从来就不存在任何一个科学实验需要和要求科研处的人员在场。这是一个非常一般的常识。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清华大学每年有几千个项目的科研项目，科研处只有几个人，他的任务只是对这些项目的资金、资料和其它的文件的进行管理，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不可能，更没有必要到每个科研现场去参加每一项科学实验。试想，如果一个化学系的毕业生，分配到科研处工作，而科研处长要他去现场监督一个电子系的科学实验，如果科研处的工作人员不在场，那末这个电子学的科学实验就不算数，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吗？而且要做到这一点，清华大学科研处的编制必须至少要几百人，才能完成以上的任务。这样的故事如果由《健康报》的记者去编写，那末《健康报》的记者和编辑一定会被人们认定缺乏最基本的科研管理常识，水平太低。这个故事如果由清华大学的张宏涛在张孝文的授意下来编写的话，这就说明他们的确是有计划、有预谋地反对气功科学研究的。

所以我们说：1989年4月13日在<健康报》以及1989年10月21日在《北京日报》上写这些报道的记者和编辑们，他们在报道这条消息的时候，即缺乏最基本的科学管理常识，同时又抱着一个非常不严肃的态度。

在1995年，某些人再次利用所谓“XX大学科研处某些入声明”的这样一个报道，又一次掀起了反对中国人体科学研究和严新气功及严新气功科学实验的新浪潮。

其中，相当有影响的报道是《工人日报》。请大家看一下，1995年8月9日《工人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张宏涛重申五年前声明：严新科学实验与清华无关。”我希望大家注意，1995年张宏涛此人根本就不在科研处!(张宏涛1989年搞了所谓的声明

后就调离了科研处)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家养病，有什么资格代表清华大学重申所谓的清华大学声明？这是第一。第二，在这篇报道里，记者又一次的重复报道说：“一些报道中说的什么清华大学成立了7个系和部门组成的气功科研组，事实上我校从未组织过跨系的气功科研协作组，我校从未正式批准成立过气功研究方面的科研组织。”最后一句话： “至今也没有搞过这类科研。”

那些气功科学研究的反对者们，在1989年说“某些气功科研与清华无关”，也就是说，有些气功科研与清华有关。但是在这篇报道里却说“至今也没有搞过这类科研”，就是说清华大学从来没有搞过气功科研，也从来没有成立过气功科研组织。同时，他又接下来说： “即使清华大学有科研人员与严新一起做过实验， (马上又变成‘即使’)，也仅仅是以他人个名义参加的，并不代表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在研究上、实验态度上，是十分科学、严谨的。”

那些打着清华大学的旗号，口口声声自诩“十分科学、十分严谨”，但是在报纸上一会儿说“某些气功科研与清华无关”，一会儿说“至今从来没有搞过这类科研”，一会儿又是“即使是有清华大学科研人员与严新一起做过实验……”。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这些人即使上在一个小小的报道当中，说话也前言不搭后语、矛盾百出、他们真正是一群极不严谨、根本不知道什麽是科学的人。

该报还报道了另外一则消息， (注：《工人日报》1995年7月27日)，大标题是“清华大学原校长张效文披露(这里“工人日报”的记者把张孝文的“孝”字错写为“效”，这也是极不严谨、极不科学的态度。…李升平注)，严新曾在清华露马脚”。

它的内容是这样说的：“1987年，清华有位教授找到他，说严新想当清华大学名誉教授。”“对这个要求，他很不同意(张效文很不同意)，但无奈这位教授再三推荐，只好拿出一张表让严新填(也就是说出现了一张表，而且严新还填了这张表)。等聘书写好后(而且又出现了一张聘书)，张效文对严新说， (也就是说，这时严新和张效文在同一个场合)听说你能意念移物，我的图章在保险柜里，如果你能把章移出来，我就把聘书发给你。严新听罢只好悻悻而去。”

我在这里非常负责任地对大家讲，张孝文反对气功、反对严新老师，他从来就不认识严新老师，从来也没有见过严新老师，而严新老师在清华大学也从来没有机会见过和碰到过这位张孝文。因此，我要负责任地对大家说：这完全是一个捏造的谎言! (鼓掌)

另外，清华大学向校外聘请教授是一件十分严肃、认真的事情，要由有关院、所、系向学校提出申请，然后由学校的有关部门研究，最后由学校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才能作出决定。1987年，张孝文作为一位副校长，怎么可能有权利私自答应可以聘请严新老师做清华大学的教授昵？

从张孝文所遍造的这个故事里，我们不难可以看出这么二个问题： 1、张孝文在向社会撒谎，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权利，可以背着清华大学的广大师生员工以及校务委员会私自决定聘请清华大学的校外教授。2、虽然张孝文所遍造的这个故事根本不存在，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张孝文这个人极其狂妄自大，他根本就没有把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放在眼里。

另外，这样一个非常拙劣的、带有明显的人身攻击和污蔑他人名誉权的谎言，竟然出现在我们一个非常严肃的报纸上。我们不能不说，这张报纸的个别编辑和负责人，是非常地不负责地对我们的气功科学实验进行了有系统、有组织、有计划的批判。

在此，我也要负责任地对大家讲：他们所有的批判，他们所组织的所有的文章和论据，都是彻头彻尾的捏造!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我除了要给大家看一看他们的这些报道，而且要针对他们的报道，给大家展示历史的事实，以戳穿他们的谎言。 (鼓掌)

在“工人日报”的另一篇报道中，他们推出了一位清华大学退休的化学系教授叫宋心琦。这位教授在他们的报道中，被称之为清华大学化学系系主任，是一位有权威性的专家。我在此要澄清这个事实：宋心琦教授在严新老师和清华大学所配合做实验的所有过程，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当清华大学化学系系主任。第二，我们所有的在清华大学做的实验(实验室的主任都可以做证明)，宋心琦先生从来没有在那个期间参与过这些实验。

这位宋教授是这样说的：“清华大学分析中心的科研人员，曾用激光拉曼光谱仪进行过测试，第一次试验，严新交给他们三个样品，说这是他发过功的自来水。经测试，发现其中一个试管中的水出现异常峰。 (请大家注意：他们发现了一根管当中的水出现异常峰一李升平注)。一位科研人员随即打开自来水， (随即打开自来水，是非常随便地打开自来水一李升平注)用瓶子装了一些又分别装在五个试管中，随意拿出两根，请严新发功。经测试，这两根水与其余三根水的拉曼谱没有任何变化。但是，所有宣传严新的文章中，只说了严新对提供样品的测试，而没有提及科研人员随机取样的测试。”对此，清华大学的这个宋心琦教授就讲：“据我了解，严新及其合作者提供的水样，不是取自同一份水样，所谓提供多个水样中在仪器上出现异常光谱峰值仅有一例。”请同志们注意，“仅有一例一，等一下我要拿出两列、三例、五例、八例、看看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辨？!   (鼓掌)

因此，他又讲，“就此作出结论，不符合统计学原理”。而我要告诉大家的事实是，恰恰是我们第一次在全世界，在人体科学研究的论文中，提出了用严格的统计物理学的方法来进行小概率事件的人体科学的实验数据处理。

我们的文章发表在《自然杂志》1988年7、8、9、10期上，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会在看到文章以后，感到真相大白。但是，实在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根本不看这些论文，同时也不怕人们看了论文以后，去戳穿他们的谎言。他们可以以以清华大学“知情人”的身份来编织谎言。我觉得他们的态度是极不科学的，是反科学的，是真正的伪科学!   (鼓掌)

宋心琦先生不仅道听途说，而且还在非常严肃的大报上捏造事实，进行人身攻击，这是一种明显的犯罪行为!

另外，还是在那份《工人日报》上报道说：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有一位工程师叫郭海，他指出了严新老师在北京大学做了一次不成功的气功碎石试验。在此，我也要负责地对大家说：严新老师从来不作表演。这种报道纯属子虚乌有，完全是污蔑!

在这儿，我还要再拿一些反对者的文章给大家看一看。我的目的是增强大家的印象。当我们看到正面材料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到他们的伎俩是多么卑鄙、拙劣。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的目的是永远不会达到的。

这是最近在<中国医药报》1 997年5月6日及5月1 3日，有一个叫张洪林的人连续发表文章，充当反对严新气功和中国气功科学研究的尖兵。有针对性的对严新老师和清华大学的科学实验进行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指责、造谣和批判。

在这篇文章中，张洪林除了重复了前面报纸上所报道的这些论点之外，同时也提供了另外一些捏造严新老师和清华气功科学实验的一些材料。但是，他们攻击矛头主要还是集中在水和两千公里这二个实验话题上。

他们对水的实验不厌其烦地说：水的实验是假的，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甚至他还引用清华大学的一位生物系赵南明教授的话来说， “据我所知，清华气功协作组是校工会所属群众性气功锻炼组织。”在此我要说明，这个赵南明至少说：清华气功协作组是清华大学的一个组织。就是这样，虽然他跟所谓的声明和那些记者的报道已经有了不一样，我还是要说，这还是造谣!那么，底下他是怎样讲的呢？他说：“我校从未成立过跨系的气功科研组织”。他说：“两年前(也就是1987年)严新来清华做实验了，希望合作，我同意了，但是提出两个条件：一，实验程序由我们设计，样品、制剂由我们准备：二，发表文章须经我们同意。严新同意后，我们做了液晶相变、小牛胸腺DNA紫外光谱吸收等几个实验……，但当时整个程序较粗糙，没有恒温，没有温度曲线对比，而且实验由严新一人做，仅重复三次。对于气功实验，我认为需由简到繁，先观察气对分子是否有影响，然后再到细胞、动物、人体。陆(指陆祖荫教授—李升平注)听这话后，就和李升平(化学系讲师、气功协作组副组长)商议做激光拉曼实验。其实陆和李过去均未研究过拉曼，他们找我的一位在职研究生和严新一起做这个实验，据该研究生说，实验做得不够精确”。

事实的真相果真是如此吗？

事实上，严新老师是1986年6月第一次来到清华大学和我们认识的，经过了长期地和严新老师的接触、了解，严新老师有意投身于气功科学实验，我们也非常希望和严新老师合作。半年以后，在1986年的年底，我们和严新老师终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气功科学实验，一直到现在。

1987年1月2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清华大学气功科学实验获得重大突破的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严新老师商量：为了进一步推动清华的气功科学研究，在1987年的2月底、3月初我们和清华大学生物系打招呼，决定去生物系做气功科学实验。

我们和严新老师的气功科学实验的阶段性成果，早在1987年1月份在全国的各大报上见报后已经引起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响的事实，却在赵南明的嘴里变成了：1987年“严新要到清华大学做实验，我同意了”!

而且更为荒唐的是，这位赵南明教授1987年同意了严新医生来清华作实验以后，我们才“想到了”再做水的激光喇曼实验，甚至说这个激光喇曼实验是由这位教授的一位学生和严新老师做的。可是无情的历史的事实是，在这之前，我们所作的“气功外气对具有生理效应的水溶液(包括自来水溶液)结构的激光喇曼实验研究” 已获突破性成果，同时已经在报刊上披露了(注：1987年1月24日《光明日报》)，并且引起了钱学森教授的高度重视。

同志们可以对照看看，张洪林和赵南明的文章(<中国医药报》1997年5月6日及5月13日)以及我们的情况介绍(1987年1月24日《光明日报》，《自然杂志》1988年7期)，那么张洪林等人以真正的伪科学的手法反对中国气功科学研究的面目就非常清楚了。

我们现在向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做“气功外气对具有生理效应的水溶液(包括自来水溶液)结构的激光喇曼实验研究”的实验时的一些情况。

当时，我们所使用的激光喇曼仪是一台价值相当于十万美金的大型实验设备，这台设备在全国都非常稀少。在1986年以前，清华还有一台十分简陋的激光喇曼仪，我们曾经试着做过各种气功外气对物质样品的作用影响实验，但是没有成功。

1985年清华大学进口了这台大型激光喇曼光谱仪设备。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我们又有了严新老师的帮助。所以，我们在1986年12月份的实验才可能一举获得成功。一会儿，我还要向大家展示这个实验的历史资料，这个实验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即使现在在国内也很少有单位具备这个条件来做这个实验。

我们既然要作这样一个实验，必定首先要和清华大学化学系分析中心的领导进行讨论，这是任何一个常人都必然会考虑到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在经过了申请、批准后，得到了分析中心的领导、激光拉曼室主任郁鉴源教授以及蔡明志教授的大力支持，然后才可能在百忙的学生教学和研究生的实验课程安排当中，挤出时间和设备来和严新老师一起进行这个实验的。

就是这样，我们每做一次实验均需交纳一次实验费。试想，这样一台价值将近100万人民币的大型仪器大型分析仪器，它有三米多长，一米多宽，有一个人这么高，我们作为化学系的老师都不能亲自上机去操作，难道一个不是化学系的学生就可以私自安排长达数月、次数多达数十次的激光喇曼实验吗？这显然是一个不通情理的玩笑，那位赵南明教授在明目张胆地编造谎言。

而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是经过长达二个多月时间充分酝酿、准备的。

这个实验首先要制各样品，自来水样品是用一种细细的、大约只有一个毫米粗细，纯的石英玻璃做的细管子，用这个细管子利用虹吸原理，把事先准备好的、放在大容器中的自来水吸上来，然后用喷灯把石英玻璃管二头封好。只有这个实验室有这种石英玻璃管。而具体的实验的样品制备的操作、检测程序，则是由激光喇曼实验室的这些老师、专家、教授们来进行。

还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所要作的实验样品，均都要首先准备在一个大的容器里放一个礼拜，在这一个礼拜里去检测它的稳定性，如果这一个礼拜内这个样品(包括自来水)不变，那么这个实验才能做。

所以，象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气功科研的反对者们在报纸上说什么，“打开水笼头随便取点水……”。大家都知道，清华大学是中国顶尖的一个重点院校，也是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的重点大学。它的科研人员，它的教师，是要经过严格的科学理论和实验操作的培训的，怎么可以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实验采取这样漫不经心、类似开玩笑的态度呢？

所以说，一些记者、报纸的这些报道，他们不仅是对严新老师、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无端的指责，更是对参与这样一个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实验、配合严新老师做实验的、清华大学化学系分析中心的激光拉曼室的主任郁鉴源教授、蔡明志教授的无端指责和污蔑，也是对我们广大气功科学工作者无端的指责和污蔑!

在张洪林的文章中，还特别攻击了两千公里的实验。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不能对他所有的报道内容进行全面的澄清。当然，我觉得非常可惜，也失去了展示很多历史资料的机会。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把一些最重要的情况向大家作一个介绍和报告。

就是在最近，在《文汇报》上报道了一位叫何祚庥的院士，以“痛击伪科学”为标题，对中国的人体科学和气功科学，特别是对严新老师和严新科学实验进行了大量的攻击和污蔑。这篇文章登在1998年3月26日的《文汇报》上，被很多的报纸所引用和转发，甚至连我们四川省的一些报纸也转载了这篇内容。那么，在这篇文章中，他又特别地讲到了：“严新被宣传得神乎其神，号称他在广州发功就能改变清华大学实验室中的分子结构”。明确地讲出了从广州发功就能改变分子结构，他认为是神乎其神。同时他又讲：据何先生(何祚庥)和王蕴玉教授(是高能物理所研究员)指出，他们前面讲的所谓改变，不过是实验数据正常涨落而已，是在实验当中，是实验的一个误差，正常的涨落应该是不算的。但是这些科研人员就把它作为了严新改变物质分子作用的一个证据”。

这位何作庥先生接着又说……“严新想当清华大学教授，而当时任清华校长的张效文教授，不好直接拒绝，便托人转告严新……”。我要在此非常严肃地指出，何作庥他们已经开始改编故事了！1995年8月份的一份《工人日报》报道上说，严新老师是在张孝文的办公室里要当教授的，张孝文甚至让严新老师填了表、写了聘书，最后让严新搬运公章，严老师只好走了。

但在这里，何作庥说严新老师想当教授，清华的张孝文不好直接拒绝，托人转告严新老师。他们这些口口声声地高喊要捍卫“科学”的战士，怎么可以任意地改编、编造他们认为是批判“伪科学”的钢鞭材料呢？

《文汇报》和《工人日报》都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影响的报纸，在这样两份报纸上，打着同样的反对“伪科学”的旗号，来批判同样的人体科学的这件事情。但是所捏造反对严新老师的事实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两个故事。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课题，实际上他们是最不严肃的。是采取非常不严肃的、随意捏造历史、拼凑事实、捏造事实来攻击他人的这么一种方法。我要在此再一次替严新老师，在此重申：严新老师从来就不认识这个张孝文，更没有什么和张孝文在一个办公室里谈论什么公章和聘书这样一个捏造出来的事实。如果要是这样，那么我想我们就应该提出这样一个要求：请他们在这两份报纸上提出来，是在什么时间，哪一天、哪一时，什么人在场，什么人作证，是在清华什么地点、严新老师和张效文见了面？请他们指出，这二份报纸上的所谓的那一位教授是谁？而且按照张孝文的说法，严新老师填了表、写了聘书，那么严新老师填的表、写的聘书在那里呢？

我要告诉大家，负责地告诉大家，严新老师在清华大学的所有活动是由我安排的。他们完全是造谣!我可以对此负法律的责任!(鼓掌)

所以，对他们来说，所谓科学就是他们可以任意编造的一个“事实”。他们可以这样编，也可以那样编。这样的人来批评“伪科学”，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从八十年代就对人体科学、气功科学的研究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就在1990年，中央主管人体科学工作的李铁映和宋健同志，再一次地强调中央、国务院关于人体科学工作的五条方针。这五条方针是：一。不批判，二。不争论，三。不宣传，四。组织一些人进行扎扎实实的科研，五。防止、取缔借气功、特异功能之名进行封建迷信和诈谝活动。

早在1982年83年，钱学森教授就注意到清华大学的人体科学工作，热情地到清华大学来指导和组织全国人体科学工作。这里有一张照片，就是在1984年春的冬、春之交，钱老在清华大学的校机关、校长办公室、会议室的门口，在为人民服务的大标题之下所摄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这位中间的老者，就是钱学森教授，旁边的就是我们中医药管理局的前任的中医司的老司长、人体科学的一位提倡者——吕炳奎先生。旁边的一位就是冯玉祥先生的长女，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的付院长，政协常委冯理达教授。正是在这个会议上，钱老作出了这样的预言，钱老看到了人体科学的希望，他说“一个人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当中徘徊”。(鼓掌)

1983年的12月，我们也正是在钱老的鼓舞下，向清华大学的有关领导和部门，向主管科研的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教授(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世界上也很有名的力学专家)以及滕藤教授(当时的清华大学主管科研的主管副校长，现在的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了我们第一次报告，。

滕藤教授和张维教授，这两位校长，对于我们的报告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张维教授是这样写的：“我看可以，请滕藤同志阅批”，滕藤校长说“原则同意”，请注意以下这些话，滕藤教授说：“ 我们应当选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课题。”(掌声)

当时的陆祖荫教授不顾自己体弱年迈，连续两天写了两份报告，还有一份是关于开展气功的物理效应研究的申请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陆祖荫教授谈到了我们的设想。在申请中明确的指出，我们准备以清华大学近代生物学及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名义，(这就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前身)承担此项目。

陆祖荫教授，他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他在这个时候正担任清华大学近代生物学及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所长。所以他以生物所所长的名义和生物所的名义，以及我们全体气功科学研究参加者的名义，向学校正式提出申请承担此项任务。由该所生物物理试验室负责总抓进行组织管理。——请大家注意“组织校内有关力量进行工作，争取三年左右建成一个初具规模，比较全面的气功物理效应的研究试验室”它的时间是1983年12月8号，陆祖荫教授签名。这就是历史的文献，这就是清华大学气功科研组最初的由来。

就是这样，在主管张维副校长和滕藤副校长的支持下，由清华大学生物物理所提出，上报到学校科研处，在学校进行了认真的审查、登记、批准之后，于1985年在清华大学确立了气功科学研究的这个课题。

我现在手中拿着的就是当年的科学研究项目合同书原件，它的代号编号是：‘I0548403’，题目是气功科学研究，委托单位是清华科研处，85年正式立项，承担的单位是清华生物科学技术系，负责人是陆祖荫教授，年限是85年到86年，由清华科研处来制定。这是清华生物系盖的红章。生物系的主管副系主任叫做钟厚生。由陆祖荫教授签名来生效。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周昕教授作了审批，他是这样讲的： “气功是我国首先创造，对于健身治疗已经有较多报导，近年来国外研究者也逐渐增多，因此对气功开展这些科学研究是有一定价值的，我校几位物理、化工、生物、医疗等教师和工作人员对气功科研工作已经开展了一定时间，他们现在拟定的这三项工作，在我校设备条件下，是有可能开展的，对此我们以为可以同意他们开展此项工作，1985年1月11日 。”

由于陆祖荫教授1986年调离了清华大学，所以1987年这个气功科研组的挂靠转到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它的编号改为：‘0448714’。题目仍然是气功科研，所在单位是化学系，他的研究人员包括了校内许多的系、所和部门的教授、专家和教师们。

化学系学术委员会对这项工作评语是：“该项目研究工作，具有相当大的理论及实用价值，该组研究人员学科齐全，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工作计划可行，同意申报该项目申请书”，主管主任刘殿球教授(盖章)，化学系(盖章)。

后来，每年进行的气功科研工作，还要汇报研究进度，我现在手中拿着的这份表格就是当时写的工作进度表，上面还有当时填写修改的地方。   

当年中国人体科学学会还对清华的气功科研课题支援了科研资金，并且下达了科研任务，。国家人体科学专家组经常向清华发出通知，这里我展示给大家看的就是带有国防科工委507所所长陈信教授印章的国家人体科学专家组发给清华大学的信函，通知的人是李升平。

这一份文件是国家8710工程的报送任务进展情况的通知，8710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对人体科学的一个编号。我们知道在我国有一个由十个中央部委领导人组成的国家人体科学领导小组，另外在这个领导小组之下，还有由数位具有影响的专家教授组成的人体科学专家组，同时设了常务办事机构，国家人体科学工作组办公室。应该讲在我们国家，人体科学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还得到了国家最高的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批准的代号是：‘3870556’，这些情况可以让那些何祚庥们、张洪林们去查一查，去看一看，请他们不要在报纸上再发表那些不负责任的、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文章了。

我们还得到了清华大学理学院的科学基金的支持，这份报告就是向清华大学理学院提出基金申请的报告，我们同样得到两万元的基金资助。

这里请大家看看，(投影片)当年清华大学是怎样的欢迎严老师的。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著名的量子化学家吴国是教授，签署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欢迎严老师的邀请信。吴国是教授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一句对严新老师不负责任的话。十年之后我们再来读一读

这份邀请信后，我们再想一想，有人自称为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请同志们注意，这位吴国是教授才是真正的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

吴国是教授是这样说的：“尊敬的严新同志：我代表清华大学化学系，感谢您对我校气功科学研究一贯的热情支持，由于您的无私的帮助以及在合作研究中付出的辛勤劳动，使我校科研人员和您一起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分子水平上的气功科学研究，取得了较重要的突破，得到了国内专家的高度评价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吴教授提出了“得到了国内专家的高度评价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同志们，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的事实!   (鼓掌)“在此我代表清华大学化学系及清华大学气功科学研究组，再次邀请您与您的夫人来我校进行气功科学研究，为期两月，诚挚的盼望您接受邀请，为振兴我国的气功科学事业，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作出贡献”。同志们，吴国是教授签署了这份邀请函，我们从来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全世界的任何报纸上看到吴国是教授否认过这份邀请函!这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怀着一个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一个新生的科学事业，我们在此向吴国是教授致意!   (鼓掌)他签发的日期是1987年的9月5日。

在1988年，清华大学化学系，化工系再一次向严老师发出了邀请，盖了公章，邀请函是这样写的：“尊敬的严新同志，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是一个多学科综合性的气功科研团体。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您的支持和帮助，我校气功科研已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为此，我们诚恳地邀请您作为我校气功科研组的成员，继续参与清华的气功科研工作，共同攻关，为发展我国的人体科学事业作出贡献。顺致敬意。”

清华大学化学系还特意向清华大学科研处提出报告，以官方的形式，报告了严新同志的工作。并且指出：“去年年底以来，与我校气功科研小组合作作了实验，为了继续深入这些工作，我系已聘请严新同志为我系的气功科学研究的顾问。”那儿有像他们在报纸上捏造的那些东西，我们这些都是盖了章，签了字的，这才是历史的事实!!(鼓掌)

1988年中央电视台和重庆电视台，极其重视严新同志的气功活动和清华大学的气功科研工作。派出了摄制组，到清华来拍摄清华大学和严新同志一起进行气功科研的资料和活动的情况。我们为此向清华大学党委，提交了申请报告，这是关于电视台拍摄清华气功科研资料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江崇廓同志批示的，给予了这个活动以积极的支持。

我们的工作，引起了国内有关专家和部门高试的重视。我们在1987年年初以后，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重要的领导部门负责同志的接见，听取了我们的报告。我们在1987年的6月17日，写出了一份情况汇报，报给了清华大学党委、清华大学党委把我们所写的报告，编成了清华大学党委“清华动态”第11期，它的按语是：“最近收到化学系李升平同志送来的一份材料，现摘编为一期动态，供领导参阅。”一共是35份，给每一位清华大学的校领导参阅批示。我这儿一份是提供给我们国家著名的水利学家，也是世界著名的水利学家，中国长江水利工程的总顾问，也是国务院的顾问张光斗院士的。他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张校长历来支持关心气功科学研究，张光斗院士也是我们严新气功的支持者，我在此代表严新医生、代表大家，向张光斗院士致谢、致意!   (鼓掌)

张光斗院士是这样说的：“气功是一门科学，是客观存在的，有很多实验事实作证明，只要是唯物主义者，必定是相信的，不相信气功的人，是不承认事实。气功科学值得研究，弄清其机理，以利于推广，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国防能力，同时提高我国人体生物科学水平。目前进展迅速。我国实行开放政策，我国对气功科学的发展，肯定会受到外国的重视，但是我们从事气功研究，主要在于发展我国气功科学，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国防能力不受外国人欺负。而不是向外国人显耀、竭力向外国人宣传。搞好我国的科研，是为国人的，实际上是为了国防，我们需要向外国人保密。我看我这种看法是否适当，是否襟怀过窄了，还请党委指示，张光斗，1987年6月21日。”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李传信同志在张光斗院士的信上作了批示，然后又请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张孝文过目，张孝文当时是这样讲的：“已阅。我与李升平同志谈过，并要求科研处给予尽可能条件下的一定的经费的支持”。但是我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正是这个张孝文蒙蔽广大群众，欺骗社会伙同一些人而制造了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那个“记录”，   1995年以后又在报刊杂志上提供所谓严新老师与张孝文校长见面，严新老师在不能够搬运图章的情况下悻悻而去的荒诞无稽的谎言。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再次把张孝文的签字和校务委员会的记录以及工人日报上说的张孝文所提供的消息放在一起看一看：工人日报说，1995年7月27日张效文得了癌症，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叫李卓宝到医院探视病重的张教授，“说起何祚庥7月26日在工人日报上揭露严新气功科学实验的真相后，很是兴奋，他支撑着坐起来说，对伪气功应该给予坚决反对。张效文还对李卓宝说起这样一件事，1987年清华有位教授找他，说严新想当清华大学名誉教授。对这个要求他很不同意，但无奈这个教授再三推荐，只好拿出一张表让严新填。等聘书写好后，张效文对严新说，听说你能意念移物，我的图章在保险柜里，如果你能把章移出来，我就把聘书发给你。严新听罢只好悻悻而去”。

在此，我们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孝文他绝不是一个严肃、正直的人!对于那些高叫反对“伪科学”的人，我们不竟要问：到底谁是伪科学!

在1987年，清华大学工会也编了关于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和严新老师在清华活动的这样一些刊物报导。

在1987年7月10日新华社也发表了一篇《国内动态》(即内参)，题目是“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其分子性状，清华大学用现代技术研究气功获得重要发现”。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发给咱们国家的有关领导人看。其中是这样报道的：“ 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利用现代生物物理科学实验测试方法，对重庆市中医研究所医生严新的气功进行测试后确认：气功发功后的确可以在不接触物质的情况下，改变分子物质的性质和状态。这项研究成果表明，我国气功研究工作已从细胞学水平跨入分子水平的新阶段，迄今为止，国内外均未见有同类的研究成果。我国科学界钱学森、贝时璋等专家赞誉它是世界首创，科学革命的先声，主张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新华社所发的这篇内参它不仅很重要，而且它是实事求是的，尽管现在还有一些报刊杂志，有一些人对这一报道，进行了无端地攻击和捏造。

当时清华大学的科研处不断地和我们保持联系，要求我们向他们汇报，报告科研研究的进展和成果。(示原件的图片)这就是当时清华大学科研处副处长郭有恒同志，在1987年所写给我的信，其中提到了近来关于气功和特异功能人体功能的研究学术活动比较多，希望我们及时地向清华大学科研处报告进展情况。

我们同时也向学校及时的提交我们本身科学研究进展的报告，这是向系里提的申请建立实验室的报告，是给系领导和学术委员会的。这份是1988年向清华大学科研处和校有关领导提出的关于加强这方面研究的报告。

严新老师在清华大学的活动受到了广大师生员工的热烈的欢迎，(指照片)这位老人是清华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刘达同志，这位就是严新老师，他在和刘达校长进行亲切交谈。

我们也受到了钱学森教授和张震寰将军的接见，这是我和陆祖荫教授，到国防部钱学森主任的办公室去进行汇报后所拍的照片。在拍这张照片时还有一个插曲，当我们向钱老详细地汇报了近期的工作以后，钱老和张老热情地邀请我们一齐合影，我当时就站在一边去了，张主任就对我说：你是主力军、是这队伍的尖兵，你要站在中间。我再三推托不开，所以我站到了中间。

这张照片是清华大学的化学系系主任，著名的量子化学家，吴国是教授在和严新老师亲切交谈。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严老师并没有戴眼镜，严老师只有在心情非常愉快的情况下，无拘无束的情况下，特殊场合下，他才不戴眼镜。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气份是非常融洽的。

这张照片是我们和严老师一齐去华北制药厂进行科学实验，华北制药厂的生产处的副处长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和交谈。这张照片就是与严老师当时在会议室的合影。这里就是华北制药厂、也就是咱们国家最大的制药厂制药集团。

现在请大家看一些幻灯片，这张照片，12年前，整整12年前严老师第一次到清华大学，我们在陆祖荫教授的家里和严老师会面，第一次领略了严老师的风采。这中间就是严老师，我当时的感觉，严老师是一位衣着朴实、功力深不可测的一位未来的明星。我为什么这样说昵?因为当时随同严老师来的就是杨吉祥同志护理组的同志，杨吉祥同志的资料我今天没有带来，非常的遗憾。严老师是在河北的石家庄治疗了杨吉祥同志的病后，匆匆地赶到了北京。应张震寰主任和张爱萍将军的邀请，给我们两弹元勋邓稼先同志治病。严老师当时介绍的就是杨吉祥同志的病情怎么治好的，可能很多同志都知道了。杨吉祥同志从6.8米高的高处在修理机器的时候摔了下来，造成了脑后枕部的粉碎性骨析和胸锥、腰锥两处骨折，瘫痪在床200多天，大小便失禁，双腿完全萎缩。但是严老师在被请到杨吉祥同志的家以后，只和杨吉祥他的爱人以及杨吉祥同志聊了四个钟头的天，严老师水没有喝一口，饭没有吃一口，就回到了北京，杨吉祥第二天就站起来了。我们听到了杨吉祥同志这个事情的报告和严老师当场在场的介绍，我们抱着一个科学工作者的一份责任心，我们当时就意识到，我们可能遇到了一个科学上前所未有的难题，我们很可能会赴汤蹈火，但是我们愿意去攀登这个珠穆朗玛峰。(鼓掌)

这张照片是我们邀请严老师在那个炎热的夏天给清华大学也是给全国的气功爱好者开了第一堂气功课，严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就是气功功理和功法，就开始教我们怎么炼严新气功了。就是在这个集会上，清华大学的工会气功协会，第一次向严新老师发出了邀请和聘书，聘请严新老师作为清华大学工会的顾问，第一位顾问。

我们在这几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严老师的一个既很一般又非常惊人的病例。这位老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的参谋长，牟参谋长叫牟其善，牟参谋长年老耳聋听不见一点话，老俩口为了听不见话整天吵架。

开始，严新老师在给牟参谋长说话，他什么也不听见，严老师就给他示意，叫他坐下来、坐下来，他看懂了，于是严老师就摸出了一包棉花，搓成了球。牟参谋长坐在那儿发呆，愁眉苦脸。请看第二张幻灯，严老师示意您把头移过来，牟参谋长很不理解，皱着眉头就把脑袋凑过去了，严老师就向牟参谋长耳朵里塞进了一些棉花，这个感觉，大家可以看的出来，牟参谋长感到莫明其妙，严老师在给牟参谋长塞进棉花后，跟他说话，告诉他不要着急，“您放心，您可以听见声音。”他就把脑袋伸过去，慢慢、慢慢地，严老师声音由大到小，牟参谋长看到严老师的嘴在动，牟参谋长眉毛开始松开了，他开始听到严老师的一些话，当牟参谋长听到严老师说：“牟参谋长您好呀!”牟参谋长就开心地笑了，听见了说话。牟参谋长听到声音以后，他的几个孙子、孙女，就抱住了牟参谋长跑到沙发里头一定要合影，告诉大家说爷爷奶奶再也不打架了。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短短的几分钟内，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位科学工作者，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和我所记录下来的事实，也是1 2年以后奉献给大家的事实。   (鼓掌)

请看下一张幻灯片，严老师在清华所作的第一个实验，非常重要。由于当时的经验和技术水平以及技术装备的原因，我不能详细地记录严新老师精彩的一刻。我想以这个照片作一个说明再给大家作一个介绍，我们当时看到了严老师治病的这些功能，以及他远距离给邓稼轩同志治病的这个功效，我们就设计一些严老师的实验。其中第一个实验就是对气功外气对液晶影响的实验。

液晶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身体上的每一部份都有，它是我们细胞壁的重要组成部份，它的学名叫液晶。我们的很多手表中它来显示时间，这种材料就是液晶材料作的。这个实验中，就是用激光来照射液晶，液晶经过激光照射以后，由一束光照进去，它会变成两束光，向两个方向发射出来，那么这种两个方向发射的光其中一束叫正常光，另外一束叫非正常光，这二束光的强度总和等于入射光。但在气功外气作用下，经过了液晶的这二束光的强度变化刚好相反，即当一束光强度增强时，另一束光的强度减少。可是对液晶能产生这样的作用不是很容易的，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我们曾经用电、用磁、用热的许多方法去影响液晶，发现对激光经液晶折射出的二束光的强度的变化均不能产生影响。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中有一些同志气功功力比较强，只要对液晶一发功，那么激光打进以后，这两束光的强度就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用一台平衡记录仪，在气功外气作用的过程中把这两束光的变化如实地记录下来。这二束光的整个变化过程，有点像画出的鸡蛋一样，两头小，中间大。当你不发功时，它就慢慢回来了，恢复到原状。

我们在作实验前把这个过程对严老师做了介绍，说我们作过这个实验，我们以往请过很多气功师作过这个实验。我们征求严老师的意见。严老师就说：我作实验很简单，您们不要管，您们说怎么作就怎么作。

我们的实验工作早就已经准备了一天了，本底也检测了一天了，仪器烧的很热，很稳定，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就准备把实验室的日光灯关掉。可是这个时候发现，实验室里的灯关不上了。怎么关那个开关都不听话．整个实验室的灯谁都关不上了，我也去关了一下。我的感觉好象这个灯的开关的弹簧松了一样，就像没有加弹簧一样。我们知道开关中有个弹簧，它会发出嗒嗒的声音，我的感觉是这个弹簧松掉了，所以向任何一方搬动的话，这个开关它都是非常松的。

实验室的灯关不上了，所以这个实验就没法进行了。我们就问试验室的晏教授，他是实验室的主持人。晏老师也觉的很奇怪，他说我凭良心讲，从来实验室的灯就没有关不上的时候。我们正在没辙的时候，严老师就说我来试一试吧。于是，他就跑到灯那儿，他把手指头往电开关上一按，那灯就关上了。   

当时这个现象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吃惊。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科学新天地从此可能就开始了。   

然后，严老师走到仪器旁边，对我们说：你们说以前的这个记录图形是怎么画的?我们就把以前的图形画出来给严老师看。严老师说：“我知道了”。我们说：“你怎么知道了”？他说：“你们就看那仪器就可以了。先请你们把那个液晶样品拿走”。我们想：“把样品都拿走了，还做什麽实验呢？”于是我们干脆把那台仪器的联线都拔了。我们开玩笑说：您这是捣乱，这不是发功啊。

严老师说，你们就看你们的记录仪好了。说着话他跑到远处，停下来，然后就嗷、嗷叫了三声。这一叫不要紧，记录仪很快就画一个图出来，叫了三声就画好了三个。我们说您这个可不是我们原来的科学实验了，您这可让我们大开眼阶了。他说还有呢，你们看吧。他跑到一边去，然后就拍着头就对我们说，你们再看着记录仪。他就像我现在一样，就这样拍头，拍一下结果图形就画出一个来，拍了三次画三个。

我们从此得到了一个概念，气功实验是有层次的，以一个平常的所见甚少的一个科研人员的眼光来对待来评价一个高级气功师，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看到的严老师，他整个的实验过程和发功过程，完会打乱了我们原来的实验程序和实验计划，使我们的实验观念和我们的想法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清洗。

于是我们就立刻坐下来，对严老师的这种功能和实验所出现的情况进行了讨论。我们立刻决定这个实验不作了，没法作。因为只要严老师在这儿，实验就没法进行，仪器就会自己往外画图，这个过程不是我们目前所要作的科学实验。

所以我们立刻就离开物理系就直奔化学系去了。我们在化学系立刻调整所有的实验计划。

现在我把我们所作的有关水的实验，向大家作一个如实的汇报。我们到了化学系的分析中心之后，就只给严老师看了那些实验样品，同时给他讲了一个发功的要求，连那台实验仪器一激光喇曼光谱仪都不给严老师看。因为我们考虑：这台实验仪器再要让他看了我们的实验可能又要走样了，实验就没法作了。所以我们就不让严老师看这台实验仪器，只给他看了实验的样品，而且不准严老师去摸这个样品。只跟他讲，您的任务只有一条：您就看在泡沫塑料上插的小玻璃管里有的东西，这里头就是水。您也不要碰它，您就发功。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了。我们问严老师可以吗？严老师说可以。于是我们请严老师到另外一个试验室去，在另外一个实验室，严老师坐在那里他说我要发功，我们说您发功我们走不走？他说你们不用走，我看一看就行了。于是严老师就看着水，看了一会儿，严老师说可以了。于是我们就请郁教授和蔡教授把样品拿到激光拉曼仪上去测试。

所以在此，我要告诉大家，第一，试验样品不是严老师制备的。第二，试验样品更不是严老师交给科研人员的，而恰恰是由科研人员郁教授和蔡教授他们来制各的，他们交给严老师看过以后，由郁教授和蔡教授拿去测试的。

严老师发了功以后，我们就赶快把严老师请走了，请到了化学系的另外一个大楼去，请严老师去作化学系的另一个实验，这个实验也非常难，今天我就不再作介绍了。这个实验，我们在化学系作了以后，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是非常成功的。于是我们怀着非常忐忐不安的心情，就跑回了分析中心，我们就问郁教授说水的实验成功了吗?郁教授说，样品自来水的光谱图有很大的变化。我们也非常高兴，请郁教授快点把实验结果用计算机打出来。

我们和严老师一起来到激光喇曼实验室。但是奇怪的事情又出现了。激光喇曼仪负责绘图的计算机突然变得不听话了，绘图笔总是跳出来。一次、二次、三次……。突然，我们想到：是否是因为严老师在场的原因呢?于是我们不得不和严老师商量，请严老师稍微离开一会儿实验室，严老师同意了，然后我们和严老师一起到另一间休息室去讨论问题。

……严老师走了以后，其他老师在激光喇曼实验室呆着，那实验结果的图形一下就画出来了。

以上的情况说明，第一，实验成功啦。第二，我们对严老师以及做这个试验的过程．是一个认识过程，我们也逐渐在学习和掌握这种实验规律，然后一个一个把严老师的实验作好，而且推向了国内，也推向了世界! (鼓掌)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幻灯片是溴代环己烷改变颜色的实验，这个实验是非常著名的。这几个放了溴水和环己烷的样品试管就放在这儿。严老师在看，他拿夹子夹起来了。这位就是当时看到这个实验，但是现在又反对这个实验的清华大学的另一位教授赵南明，他当时就在场。   

这张幻灯片是严老师在看他所作的小牛胸腺DNA的远距离作用影响的实验结果由紫外光谱仪显示出来。

这是严新老师在看当时的另外一个实验结果，也就是严老师在进行非常著名的两千公里、一万公里，后来作一万公里的同位素的实验。这是我们国家有名的核物理学家李锡锫教授，他是科学院院士。严老师在中科院做实验的时候当时和科学家们的合影。这个实验是在像赵忠尧教授这样科学泰斗的主持之下来进行的。我想讲一下，赵忠尧教授就是陆教授的老师，他是原来清华大学的老教授，也就是陆老师的授课老师，陆老师是我的老师，再加上老师的学生，三代人合作来作这个实验应该讲是三代贡献吧？(鼓掌)三代清华毕业的科研人员在作严老师的实验可能也是很难得的!

这张照片是我们在实验的时候，我们所作的样品摆放的矩阵分布。什么叫矩阵，就是我们把样品横竖排列起来。我们观察严老师对样品发功后，哪儿的力量最强，哪儿的力量最弱，哪儿没有作用。我们把样品的摆放位置拍成照片，测量了距离，然后和仪器测量的结果进行比较，以便来总结实验的规律。因为严老师的实验是从两干公里以外作的呀!

我们就发现，这些样品放在不同的距离，每一个距离中心10公分，结果变化是不一样的，说明远距离的气功外气作用不仅有作用，而且这个作用它是有方向性的、有目标性的，这是一个科学上现在还不能解释的一个新现象。

这是我们当年跟严老师在一起拍的另外一张照片，这就是辟谷到今天已经1O年了的丁静小朋友，中间的长者就是我们敬爱的李振兴政委，小丁静的母亲今天也来到了我们这里，请沈老师和大家见见面。(鼓掌)沈老师是一个军人，沈老师的爱人丁政委也是个军人，他们全家以军人的责任感，非常严肃地对待气功科学实验，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让自己的女儿和全家和严老师做科学实验，我们也向他们表示致敬! (鼓掌)

这张照片是我们跟严老师在北京制药二厂留下的一张照片，我们虽然最后鉴定里没有北京制药二厂，但是严老师和北京制药二厂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当年，9年前(1989年)就在“气功外气处理工业微生物菌种”鉴定会没开之前，严老师所作的这个成果已经投产在工业生产当中了，运用了一年多了。

我们现在在幻灯上所看到的这位长者，就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名誉所长，中国生物物理学研究的奠基人、中国科学界的泰斗：贝时璋先生。

贝老是咱们国家生物物理学研究的创建人，他是1932年(也就是六十六年前)中国成立科学院时，(当时叫做中央研究院)一共有十二位院士，贝老就是中国当时十二个院士之一。我们就是在这些科学泰斗的支持下进行工作的。这位贝老的助手也是一位教授，姓兰，叫兰碧霞。

请看下面，这张我展示的是我们到钱学森教授那去汇报的情况。在这次汇报当中，我们向钱老详细地汇报了实验的准备工作，所进行的工作和一些想法，听取了钱老的很多很好的指示和意见。这位是钱老的秘书叫涂元季。涂秘书当时把钱老的许多的指示和意见都记录了下来。这位就是我们尊敬的张震寰将军。张老没有任何架子，他在那里非常详细地记录当时我们所进行的汇报和钱老所作的指示。

我们的工作不仅受到了科学家的重视，而且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我向大家展示的其中一幅，就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胡乔木同志。胡老把我们请到他的家里，和我们探讨严新气功和人体科学的问题，听取了我们的汇报。胡乔木同志说：我认为气功不光是一种锻练方法，也不光是一门科学，它也不仅仅是一门文化。我们要把它作为哲学和高科技、高技术一个综合结合的题目来研究、来提倡。胡乔木同志还要求我们回去写一份详细的汇报，我们都按胡老的要求做了。在这次会见中，胡老肯定了我们的工作，然后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作了大量的宝贵指示。由于时间所限，我现在向大家用幻灯暂时汇报到这里。

我们的工作最后都以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的形式在国家一级学术刊物“自然杂志”上逐篇的进行了报道。

这一份就是被健康报、北京日报、工人日报以及何作庥、张洪林、司马南等人指名批判的“气功外气两千公里对物质分子作用影响的实验研究”的论文，这篇论文是经专家学者严格审定后，被刊登在自然杂志1988年10月份第十一卷上的。

那么，我想指出来，1989年《健康报》和《北京日报》以及1995年《工人日报》等所讲的两千公里的实验就是指这份论文。他们对我们的两千公里气功外气实验进行了大量的、不符事实的指责。

请同志们特别注意：我们的论文是1988年发表的(“自然杂志”1988年十月份)，而对我们的论文进行攻击和造谣的张洪林、赵南明等人的言论是1989年以后发表和不断重复的。

张洪林和赵南明在关于两千公里实验是这样攻击我们的：“其中以气功对两千公里超距离物质作用的实验研究影响最大。至于气功外气在两千公里以外能否对分子产生作用，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科学常识去判断。对这个实验，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两点质疑，一点是，论文实验数据中温度精确到0.01度(就是百分之一度)，但在清华大学根本找不到一个室温能控制到这个水平的实验室。同时，实验报告中也没有给出实验误差。(我希望，恳切地希望大家记住这个论点，一会儿咱们进行对比)。第二点，对照样品和实验样品在两千公里外相隔仅一百米……连激光都难以准确分辨，退一步讲、如果真有如此发现，也需经其它实验室重复验证。”张洪林们的这个文章非常重要，所以我要把它专门拿出来，以便我们专门进行对照和分析，看看他们造谣造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请同志们仔细地对照看一下，我们在这篇论文中那里有他们刚才在报纸上讲的以清华大学气功协作组署名的事情。在这篇论文里明明我们的署名都是我们自己个人，当年我们的论文一共有十四位作者，至今为止，这十四位作者(其中大多数是教授和副教授)没有那一位对他们曾经签署过、署名过的文章提出过异议，这就是铁的历史事实!

另外，也请同志们在这一篇论文中仔细地审查一下，是否有赵南明等人捏造的所谓0.01度的温度的问题。

相反，在论文中我们除了详细阐述了关于这次实验的方法和设计思想外，我们还在这篇论文中详细地提出了一整套在人体科学实验研究中，进行小概率试验数据统计的方法，这是在人体科学研究中第一次运用小概率事件的方法进行人体科学实验数据统计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们给出了该方法的详细的计算和判断准则。

在该篇论文中第一个实验例子是我们以鱼的精子DNA为实验样品的两千公里的实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0.01的温度，只有DNA实验的实验数据的统计方法和它的实验条件的描述。下一个实验是气功外气两千公里对一种化学药品叫重铬酸钾进行作用后的测试的结果。同样在这里也没有所谓的O.01的温度。它只有实验数据的统计的结果。另一个实验是关于溴化银的实验，就是咱们照片所用的药品、一种感光材料，严新老师从昆明发功给保存在清华大学特定地点的感光材料进行影响。经一种叫电子顺磁共振仪测试样品的分子结构发生了变化、巨大的变化，但也不存在有所谓的温度的0.01度的数据。在论文的最后这个实验里是一种染料叫荧光素所进行的实验，这里也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关于温度的数据!

在此，我们不竟要问：张洪林、赵南明、何祚庥先生，他们凭空编制一个所谓的0.01温度问题来否定我们所进行的气功外气两千公里的实验，他们的目的到底何在呢？实际上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聪明的人只要看一看这篇论文的原件，那么他们的这种伎俩，也就会不攻自破。

同时在此，我们也可以再一次看到那些口口声声高喊反对“伪科学"的人们，原来是一批专门造谣的真正的伪科学者!

所以，我觉得我们广大的严新气功爱好者，应该象严新老师他所提倡的以德为本这样一个精神，来相信在科学实验当中我们也必定会遵循这些最基本的科学道德规范，为发展中国的人体科学而严肃地工作。(掌声)

下面我就要请大家看一看在我们的科学实验当中那些最原始的实验数据，也是他们攻击得最历害的这些最原始的实验的论据。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自来水的实验。大家可能看不太懂，但是这没有关系，因为如果计算机绘出的图形上有所变化，大家一对比一看就能明白了。

在那种叫做激光喇曼光谱仪的仪器上，计算机它所打出的那个图就有点象我们平常所看到过的心电图。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激光喇曼光谱图形表示的是正常的水的图形。在这张图纸上右方有一个大峰，然后中间是一个很平坦的平台，左面还有一个小蜂。全世界的正常的水的激光喇曼光谱的图形都是一样的。那么，这张自来水的激光喇曼谱图就叫做标准的自来水的谱图。在正常的实验操作条件下，如果我们所检测到的做实验的自来水样品谱图与标准的自来水谱图有所不同的话，我们就要考虑是否被用作实验样品的自来水的溶液结构上发生了某些变化。

我们可以看看严老师发功后的水的激光喇曼谱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就是一张严老师发功后的自来水的激光喇曼谱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来谱图上平坦的地方变得高了起来，这个变化已经相当明显了。但是我们认为科学实验还是要有一定的重复。

那么，我们看看在另外的一次实验中，在被发功作用的水样品激光喇曼谱图中，平坦的区域抬的比刚才我们看到的那张谱图的中间部分还要高。迅速的抬起来了。这充分说明了水溶液结构的确发生了变化。

水是一个什么结构呢？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到水的分子和它的溶液结构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水分子很象咱们的人的样子，当你把腿叉开，把手放下，我们的头就顶着一个氧，我们的两只脚，就各踩着一个氢，这就是水的样子。

那么当人和人站成一排的时候，我们只要把它的头脚倒过来，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脚踩到另一个人的头上去，也就是说我一个人踩在两个人的头上或是肩膀上，就是说我的氢和另一个人的氧离得很近，这样二个水分子就有可能结合在一起了，这样由数个(一般是十个以下)水分子搭起的一个大结构或者连成的一条钱，这就是我们平常使用的水的溶液结构。

当然，在现实当中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水的溶液结构的。但我们能使用各种先进的科学仪器来检测到的水的溶液结构。当我们用激光喇曼仪来对自来水进行检测时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正常自来水的谱图就应该是最初我给大家所看到的样子。

当自来水样品受到了气功外气的影响后，它的的溶液结构就有可能发生某些变化。我们刚才在自来水的激光喇曼谱图上就可以看到，原来中间平坦的部位就象地面发生了地震一样而抬了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在气功外气的作用下，水的溶液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的原因。好，我们再看底下另外一张自来水的激光喇曼谱图，我们可以看到这张谱图的变化也是很明显的，谱图中间部分迅速地抬起来。

我现在提醒大家，我刚才已经给大家看了好几张气功外气影响自来水样品的激光喇曼检测图形了。所有的这一切可以证明：我们使用激光喇曼仪对自来水在气功外气作用下发生溶液结构上的变化实验，绝不是张洪林、赵南明、宋心琦等人在报纸上造谣的那样，就只作了一次成功的实验，现在大家至少可以看到了多张成功实验的谱图了。

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请大家再看这次实验中的自来水激光喇曼谱图。在严老师所做的这次自来水实验当中，这个实验的结果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可以看到谱图中间部分象珠穆朗玛峰一样抬起来了，非常的大。据我们的统计，估计变化幅度大概是本底的40—50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非常注意地观察它。我们发现这个峰在抬高以后，在我们不间断地观察几个小时以后消失了。这说明在这张激光喇曼谱图中的这个大鼓包的确是由气功外气作用而引起的。

这也是在全世界第一次观察到：气功外气对于水的溶液结构产生影响的动态变化过程。

这张图是另外的一次实验的谱图，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变化是非常大的。我们对此进行了整整三个小时的追踪，观察它的不断改变的情况，搞到了一个完整的追踪的图形。

这是另外一次实验中的激光喇曼谱图，这次的图形也是变化比较大的。它一直拉成了一个很大的平台。

请同志们注意：这张激光喇曼谱图的变化更大，本来是一个平台，这有一个峰，现在完全被一个大包所代替了，也就是说发生了极其显著的变化!这次实验，请同志们注意是1986年12月27日作的。

我们从以上的这些使用激光喇曼仪对自来水检测的谱图图形中可以反反复复的证明了这样一点：气功外气是对自来水、对水的溶液结构在某些条件下的确可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们的实验不仅是可重复的而且是显著的。

我们的实验绝对不是象指责我们的那些人说的那样：“它们只是在一个实验的误差的范围之内所进行的。”如果世界上有这么大的误差，恐怕什么科学工作都不要作了。

下面还要请大家看看：我们和严老师所进行的气功外气两千公里超距对实验样品的作用影响的结果。还要请大家看一看当时计算机所打出的结果。

这个是1998年3月8日从昆明向北京发功所作的实验中的一种化学样品，叫荧光素。这是计算机不停地工作所打出来的图形。这个图形中画得最黑最粗的地方就叫本底，就是我们对照的样品。我们的实验按照科学的实验规则，把它分成对照和实验两组。所谓对照就是原来的样本，这是作为参照、对比的实验样品，如果参照发生了变化，我们就说样品是不稳定，那么这个实验失去了存在基础。在参照稳定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实验的样品发生了改变，   (因为它们两个都是同母所生，也就是说是从同一个样品、同一个容器当中取出来的，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考查)我们就可以确定：实验样品的确因受气功外气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

我们把这种我们对实验的对照样品的基本规律已经研究得很清楚的情况叫做：实验背景清晰。在实验背景十分清晰的情况下，如果在科学实验中，实验样品经检测确实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情况我们就称之为：实验发生了显著性事件。

这就好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普遍都承认：我们普通的人跳高只能挑1米、1米2最多1.5米。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跳高背景，这个背景是十分清楚的，大家都承认的。   

但当我国的运动员朱建华跳过了2米42的时候，由于对普通的人来说：跳过2米42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一旦我们确认了朱建华的确跳过了2米42，我们就可以说：朱建华跳过2米42是一个跳高中的显著事件，是什么样的显著事件呢？就是打破了世界记录!我们讲，严老师和我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就象钱学森教授所讲的：我们也打破了世界记录。(鼓掌)

这张谱图就是当年的重铬酸钾的实验的计算机的记录下的谱图。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实验，它的最黑最粗的部份，就是我们所谓的记录到的本底，这是因为本底的图形反复检测反复记录的原因。而往上跑出来的，出来很多的图形，就是因严老师发功，样品结构发生改变而记录下来的谱图，它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我们所使用的这台仪器是非常、非常灵敏的。   

我刚才讲到的激光喇曼仪它的灵敏度并不高。我们的反对者他们讲所谓的“精密的激光喇曼仪"。实际上他们真是不懂，激光喇曼仪它的结构极其精密，但它测试样品的灵敏度却不太“精密”，它的灵敏度只有1％。这就像我们平常所用的一杆称，它只能称准1两一样，而不象一台电子天平可以称十万分之一克!

但是我们现在所作的这个实验中用的一台大型紫外光谱仪，它的精确度是百万分之一。因此应该讲我们的实验是非常精确的，也是非常可靠的。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张谱图是我们所做的气功外气作用下鱼精子的DNA的结构发生某种变化的紫外光谱的记录谱图。中间黑的粗的部分就是多次检测的本底，就是没有受严老师气功发功的对照的样品的紫外光谱的谱图，而中间的跑出来的这些乱七八糟向两边的线，这就是受了外气影响的样品的紫外光谱的检测谱图。

这张谱图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就是后来，我们之所以可以把气功外气作为一种新的、遗传工程中的对工业微生物菌种进行诱变技术的理论根据!

现在大家都在讲生物工程、DNA，这是很时髦的。但是什么是DNA呢？

DNA是我们生物体内含有生物遗传信息的最重要的核心物质。对于DNA的研究可以使得我们人体更加健康、更加强壮，可以使动物、植物能够按照我们人类的要求改进、从而达到我们人类的需求。

所以现代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程、遗传工程当中都把研究、改变生物DNA作为一个主攻的方向。

最近，出现了克隆羊，克隆牛这样的一些事件，它就是以，DNA为基础的遗传工程进行工作的结果，而它的核心，就在这张图纸上所显示出来的变化内。所以我们讲，气功也进入了高科技的领域，进入到了现代生物科学技术的前沿!(鼓掌)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以牛的血清蛋白作为实验样品的实验记录图纸。我们知道：在血液当中含有血小板以及大量的血清蛋白，所以血清蛋白这个物质对我们的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它在气功外气的作用下分子结构中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这个图形就是刚才张洪林、何作庥等人所攻击的：广州到北京的实验只不过是一些实验误差的涨落引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哪是什么实验误差的涨落?!这分明是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我们的实验中仪器检测图形说明，受气功外气作用之后鱼的精子DNA中氢键256纳米的特征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图形在随着时间一直降、降，峰值的变化甚至超过了50％!这些变化和影响在我们的实验论文当中都有确切的数据列出，我们用很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它是一个极为的显著的、不容置疑的一个事件，也是值得我们中国人体科学和全世界的人体科学工作者注意的一个事件!!

现在所展示的另一份记录图纸就是严老师从广州往北京发功后，感光材料溴化银(AgBr)结构上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实验中所使用的这台仪器叫做电子顺磁共振仪，也是一种世界上很先进和昂贵的仪器。用这台仪器来测定金属的结构是非常可靠的。

实验前，我们先要对感光材料作气功外气实验前的本底的测定，证明该样品作为实验样品是正常的。但是严老师发功以后我们就发现：虽然对照样品完全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实验样品的分子结构却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其变化程度相当于我们把感光材料样品在60厘米的距离内，在60瓦的电灯下，曝光20秒钟以上的时间!而在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字叫“光照”，这实际上是我们在实验之前，作的一个对照样品的对照实验，是我们故意把感光材料样品在电灯光照条件下曝光20秒钟，然后在电子顺磁共振仪上进行检测，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张曝光以后的感光材料的电子顺磁共振光谱图。我们可以看到，严老师发功以后的感光材料的样品结构变化的图形和用电灯泡照了以后的样品的结构变化的图形是相当接近。

那么从以上的这些实验当中，可以看出，我们利用了清华大学学科比较齐全；各门学科的业务水平比较高；大型的、先进的分析仪器比较多的这么一个优势，在“气功外气对物质分子结构可以产生影响”的这样一个重要命题上，进行了多方位的、各种层次的、长时间的反复考查，并最终得到了确凿而无可辩驳的结论!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考虑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运用到实际工农业生产当中去。这不仅是一个用事实证明气功外气的确客观存在的问题，而且一旦实验成功，一方面可以大大地推动人体科学的研究进程，同时可以对我国的高新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通过我们的长期工作，我们发现：气功的外气作用在遗传工程上也是有所作为的。别的不讲了，如细胞融合技术，基因转移技术我们都做过实验，而且都得到了肯定的结果就只是还没有公布。由于这方面的实验费用是十分昂贵的。譬如说基因转移实验中仅检测一个最简单的基因序列的费用最少需要5000元。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主攻方向放在一个课题上。

首先，我们已在理论上、在实验上证明了：气功外气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物质的分子结构可以产生作用；然后我们有证明了对生物大分子DNA能产生双向的影响作用，正如刚才大家所见，有增色效应、也有减色效应：最后，我们也证明了气功外气有可能对生物的遗传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冯理达教授早在1983年就证明了气功是可以杀死细菌的。

所以我们想：我们有可能把气功外气的对生物的遗传产生影响的作用，运用到工业微生物菌种的诱变、选育技术中去。

这样从1987年开始，我们就把主攻的方向放在气功外气处理工业微生物菌种的课题上。即由气功外气的方法来“改良”工业微生物菌种，使之产量提高。

我们大家知道，大约在50多年前，肺结核还被认为是一种不治之症。   

1942年以后，科学家发现了青霉素这种药，肺结核就变得可以治愈了。但是那时青霉素菌生产能力只有8个有效单位，所以青霉素这种药当时是非常贵的。而现在先进国家的青霉素菌生产能力已达6——8万个单位，生产能力提高了近一万倍。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人们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利用遗传工程中的变异技术不断地提高青霉素工业生产菌的生产能力。但这是一项即化钱又化时间的工作。

现在美国杜邦、孟山多等国际大公司每年都投资几十亿美元在开发新药，开发一个生物工程的新药，现在至少要1.25——1.5亿、甚至2亿美元。而我国1998年新药的开发经费仅仅为5000万人民币。

使用目前的技术，工业微生物菌种的变异、选育的工作不仅费钱，而且费时间。国际上工业微生物菌种每提高5——1O％的生产能力，一般需5年的时间，在此期间还需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

我们应该非常明了我们的基本国情是：我们即缺钱又缺时间，或者说是即缺乏资金，同时在时间上又与先进国家相差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果不走技术创新的道路，而仅仅是学习、追赶先进国家我们只能是愈追愈远。

所以能不能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多快好省的高新技术的路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问题。

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完全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工作证明：用气功外气对工业微生物菌种进行诱变、选育，工作效率要比任何现有的技术至少提高1O倍以上!   (掌声)我们在少化钱、不花钱的条件下，外国人5年才能办到的事情，我们三个月就办到了(掌声)。

这样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不仅请科学院的同志来论证，而且请了东北制药厂、北京制药二厂、华北制药厂一起来做，结果在这些单位都做成功了。

该项工作一共经历了3年的风风雨雨，投入100多位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力量。

最后，我们召开了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最高规格、最有权威的鉴定评审会。我现在先介绍鉴定会的情况，然后再看看录相，并谈谈感想。(放录相)

我们的鉴定会是由中国工业微生物学界的泰斗、国家菌种保藏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方心芳院士和中国生物物理学研究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贝时璋院士以及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胡海昌院士等著名学者主持的。

在这个鉴定会上方心芳院士、贝时璋院士、胡海昌院士和张震寰将军都发表了非常重要讲话。

贝时璋教授在鉴定会上即席作了一番非常感人肺腑的讲话，并对“气功外气处理工业微生物菌种方法”的成功鉴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贝老说：

“我这次参加评审会感到非常高兴，主要是有兴趣。为什么道理呢?我有三个体会，第一点是这次气功对菌种的影响，三个资料都有，有正变，有负变，也有不变的。那么这就值得搞基础研究的人思考，这就是气功的外气喽!所有的实验条件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包括对照组和处理组。那么就值得我们想：气功这个东西，气功这个作用，用我们单一的手段，物理或者化学方法去摸拟的话，看来这个路是走不通的，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说气功外气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素，这就给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一个很大的探索的路子，那么这是第一。第二点，我觉得我们是搞基础研究的，这个基础研究很困难很头痛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联系实际？或者是怎么样很快地联系实际？怎么样把基础研究跟生产的距离能够缩短一点，这在过去对我们搞基础的人是一个很头痛的事。那么这次我看到气功对于菌种的影响很快就投入到工业生产了，这本来是一个基础研究课题，就是从基础研究开始的喽，那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启发。所以，基础研究路走对了，它联系实际很可能是很快的，跟实际的距离也是可以缩短的，所以这件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是一个很好的样板吧!这是第二点体会。还有一点体会，我觉得是很好、很深刻的。就是现在这项工作，有大学、有工厂、也有研究所，三结合，结合得很紧密的喽。动员的人也不少，有差不多一百名科研人员和科技工人参加，在这样大的一个协作之下，对于开展科学技术的研究、对于基础研究的发展是很有力的。我觉得这种研究方式是值得重视和推广的。关于这次我所看到的材料，我觉得这次工作的战果是很大的，这不仅是一个科研的战果，而且也是一项科技发明，所以我感到非常高兴”。

最后，张震寰将军在会上宣布：“……1988年……我们作为一个例子曾经提到，清华大学李升平同志和严新医生正在合作中，所作的菌种处理实验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尝试，如果真正能够运用于生产实践，那将为气功事业开创一个新局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个宝贵的尝试成功了!”

会议上，以方心芳院士、贝时璋院士、胡海昌院士以及另外五位教授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详细听取了由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华北制药厂的代表提出的有关该项科题的详尽报告，并对有关的试验过程进行了认真地考察．专家们对该项科研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方心芳院士和贝时璋院士并亲自将“气功处理工业微生物菌种方法”命名为世界首创的“生物处理技术”。

会议还一致通过了对“气功处理工业微生物菌种方法”的专家评审意见书．

评审书认为：

“该方法是一种新型生物处理技术，属世界首创。对该方法的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方法的推广应用必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该工作不仅是我国气功科学从基础研究走向工业应用的一次成功尝试，而且为气功的科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必将大大推动我国的气功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不仅如此，气功外气处理工业菌种方法研究的成功，也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技术、高技术的一种创举。这对于我国高技术的未来发展，是一种十分宝贵的启示”

有的同志可能会问：这样好的科研成果为什么现在没有得到推广呢？

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但不知同志们考虑过没有，实际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中，还包涵着我们现代社会内更深层次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我们可能没有忘记：数十年来，我们曾对许多新兴的科学技术进行过不只一次地批判，象批判“相对论”、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批判“摩尔根学说”等等。在现实的社会中，许多看起来很好、很该作的事，但作起来很难、很难。它使我们想到了很多问题。

现举一个例子，不知同志们是否知道有一个得诺贝尔奖的比利时人叫普里高津的。普里高津原来是俄国人，小时候移民到比利时。完成大学学业后，1942年开始了很有成效的物理化学研究工作，并在197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他的成果实际上是从苏联来的。

原来在1953年，莫斯科大学有一位比洛索夫教授，他在一次做化学实验时突然发现这次的化学试验的现象与以往的化学反应的现象完全不同，因为化学反应的容器内物质的颜色在不断地发生改变。比洛索夫教授经过仔细地研究以后，他断定容器里的化学成份在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就是说，在化学反应中某种化学反应的成份在周期性的一会儿变多，一会儿变少时多。

我们知道，对一个化学实验的经典认识是：从化学反应开始起，反应容器内的化学反应物的成份就应当慢慢减少，直到最后达到最少或者是没有了，用化学术语来表达即为达到了化学上的平衡。所以在一个化学反应中出现化学反应物的时多时少的现象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一个经典化学理论中从未出现过的问题。

但比洛索夫教授看见了化学反应容器内中有颜色的变化。他知道化学元素的离子是有颜色的，颜色发生改变时，表示化学反应容器内的化学离子的浓度发生了变化。因此，他写了一篇关于这种在世界上首次发现的异常化学反应的实验的论文。但论文送到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经苏联最有权威的化学家审查后说：在堂堂的苏维埃还会有这样的教授闹这种笑话，这样的论文违反了最基本的化学常识，什么化学反应物一会儿变多，一会儿变少啊!他要么就是眼花，要么就是眼晴瞎了。但比索洛夫说：他眼既不花也不瞎，还年轻哩。

后来有人给他讲，现给你一条出路：你可以把你的新发现写成一条消息寄给某一家科普杂志，让他们给你登出来。于是，比洛索夫教授把实验新发现写成了一条消息，寄给了一家科普杂志刊出后，而将他的论文扔进了垃圾桶。

几年之后，1958年在同样的莫斯科大学的另一位化学家叫扎波恩斯基，他在无意中在画报上发现了他的老同事做的这个实验。出于好奇心，扎波恩斯基教授重复作了该实验。令人惊讶的是，扎波恩斯基教授不仅成功地重复了该实验，而且发现：改变某些化学反应条件后，该反应的周期性现象变得更加丰富了。在此基础上，扎波恩斯基教授也写了一篇论文。但该论文同样受到苏联科学院严厉的批评。于是，扎波恩斯基教授在苏联没有发表该论文，把它只好寄到国外去了。

普里高津教授1964年在国外发现了扎波恩斯基教授的这篇文章，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比洛索夫教授和扎波恩斯基教授的这个新发现，对普里高津教授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研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和发现，于是普里高津教授开始非常仔细地研究了比洛索夫教授和扎波恩斯基教授的所发现的化学反应体系。但他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找到他的一位好朋友、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俄勒岗大学化学系系主任诺伊斯教授。诺伊斯教授仔细地审查了论文后，答应了普里高津教授的要求。诺伊斯教授应用他深厚的数学的功底，在仔细重复了比洛索夫教授和扎波恩斯基教授的这个新发现后，深入地研究了该反应的机理，最后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化学反应的模型。利用诺伊斯教授所创建的机理，诺伊斯教授不仅可以在各种条件下重复该实验，并且可以在计算机上完全模拟这个实验。诺伊斯教授为了研究这个化学反应系统，花费了整整5年的时间。于1969年，在美国发表了这个重要的新发现化学体系的论文。普里高津教授利用诺伊斯教授的研究成果，在1970年向全世界发表了“自组织现象”理论。这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著名的“耗散结构理论”。由于普里高津教授在物理化学研究领域中的巨大贡献，普里高津教授于1972年获得了全世界科学中的最高奖——诺贝尔奖。

非常令人可笑的是：此后，苏联政府想起了比洛索夫教授。苏联政府也于1972年要授予比洛索夫教授列宁勋章。但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在全世界第一个发现并研究了如此重要现象的苏联的一位杰出科学家———比洛索夫教授却已默默无闻地去世一年周了，这是一件十分令人深思的事!

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如果没有一个宽松的科学研究的环境，科学家们和全世界就都会失去很多进步的机会。同样科学成果的发现者、创造者也可能把他的科研成果让给别人。苏联就是我们的“榜样”!

同样，在这里我还要再给大家讲一件事情，请同志们考虑考虑，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问题。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京城，毛主席派了助手去找到当时在清华大学执教的梁思成教授，请教他怎样保护北京城。梁教授听后非常感动，他认为这才是一个世纪的伟人所能作出的举动。

于是他领着他的学生们翻阅了几十年工作的资料，不仅给毛主席标出了北京城的最重要的一些文化遗产，而且还列出了所有中国的文化遗产要保护的名单。

毛主席为此立刻签署了命令，在歼灭蒋介石军队的同时绝对不允许破坏任何一处中华民族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时光流逝，数年以后，当梁教授听说要拆毁北京城墙时，梁思成教授又一次给中央上书，述说北京城墙是中华民族和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他提出北京城墙长达39.75公里。仅砖厚就达1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壮观的空中公园，请求中央无论如何不要把它拆掉。

但是梁思成教授遇到了二个我们今天还在遇到的对头，这就是于光远和何作庥。

让我们听听于光远是怎么说的。当时任中宣部理论教育处副处长的于光远说：“对梁思成要批判!上边由彭真负责，我具体来作。我组织了好多人写批判文章，大约有30余篇。梁思成原来认为自己是这方面权威，没有人能批评他，现在有这么多文章批评他，他就觉得自己估计错了。彭真说如果你不放弃自己的意见，我们就一篇一篇地批判你。梁思成此时承认自己有不对的地方。结果梁思成阻挡不成对天安门的改建，也阻挡不了城墙的扒掉。但是大批判的文章一篇也没发表，只有何祚庥自己送到《学习》杂志的一篇“漏网”了。”

当时任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干事的何祚庥说：“当年，在颐和园组织了一个班子，大大小小一共写了十余篇文章，其中最好的、最有说服力的是查汝强写的“评梁思成建筑理论的若干问题”的文章，我也写了一篇名叫：“评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的文章。当时决定先发表我的那一篇，便刊登在《学习》杂志上，梁思成见该文后立即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了比较认真的自我批评。”

呜呼哀哉，最终批判梁思成的运动幸运地被终断了。但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世界文化的遗产——北京市的城墙却不幸地被拆毁了，幸运的梁思成可没能保住不幸的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城墙。

在此，我想说明，于光远、何祚庥他们绝对不是一个建筑学家，(他们都是学物理的)，而梁思成教授却是在国际上都赫赫有名的中国建筑学的泰斗，于光远、何祚庥凭什么能耐能批判梁思成教授，而且是“评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呢!

今天，何祚庥先生们又要批判我们气功科学研究了!可是他们批判气功科研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以当年批判梁思成先生的态度来批判的!现在我们都看到了，以那样的行政干预，极左的思潮来代替学术上的讨论，最后就会产生如此可怕的后果。当年的比洛索夫和梁思成的教训难道还不应汲取吗!

在今天社会转制的情况下，在我们深入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我们应更加明确一条真理，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能在科学研究领域里也批判掉那种“两个凡是”的思想，打破这个枷锁，中华民族的人体科学研究将是很悲惨的!所以现在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学习邓小平的理论，而应该在真正发扬“科教兴国”的旗帜下，认真深入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学习邓小平理论(鼓掌)，只有这样，中国人体科学才有希望。

现在有消息说日本、韩国、美国包括苏联等都在加紧这方面的工作。有资料表明苏联同样作了3200公里的人体科学实验，我们有详细的录相资料。可是现在有人来骂我们2000公里的实验，你怎么不敢去骂苏联人呢？日本人把从中国去的王强、王斌作为研究人体科学的最好的对象，这些我们也有详细录像资料。但是，在我们中国，那些于光远、何祚庥先生们还在骂气功是伪科学，气功是封建迷信，这等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是还等于反革命!？

现在仅在旧金山就有×××多位中国出去的有点名气功师啊!今天有个资料没带来，1998年3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一次世界气功大会，想不到的是：美国总统克林顿竟然给大会发了贺信，说气功对健康是有益的，感谢你们从中国带来了气功。美国卫生部部长也发了贺信，欢迎用气功的方法来增强美国人民的身体健康。而美国加州的旧金山市市长则宣布该周为中国气功周。

综上所述，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重视研究这次反人体科学和气功科学研究的逆流，不能看透它的实质，那么中国的人体科学研究就可能会失去在21世纪站在世界前列的大好时机!

作为今天的结束语。我想借用我国现代工业微生物学研究的先驱者、国家菌种保藏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方心芳老先生在“气功处理菌种方法评审会”的讲话，以便和大家一起重温科学前辈的教诲。

方老说：“我是搞生产的，是搞工业微生物，搞发醇的。解放以来领导上指示我说：人民需要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去作。所以这四十年来我就一直按照这样一个原则去做。可通过这一次的实验，我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不但人民需要的事情我们要去作，我们还要不怕鬼，不怕邪，不怕别人怎么说，我们要用事实说话，我们要有勇敢的精神去做这样的一些还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就像这次气功搞变异，清华大学的老师们几个月前就说让我参加这个会议，我说好家伙，这个我没有底啊，我们先试试吧。我们试了试之后有效。所以，我们就来参加这个会议。可是我相信还有好多的人，特别是高一级的人，他们还在那里觉得这是迷信啊，是这个，那个的。我相信，我得到结论就是：我们要为人民服务，也要有不怕鬼，不怕邪，不怕别人怎么说的精神。这样去做，才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务。”(鼓掌)

方老在八年前对我们的这个鞭策，今天依旧激励我们一往无前，排除一切困难，奋勇前进!

今后，我们严新气功广大爱好者将会进一步紧密团结在我们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周围，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中国人在二十一世纪、在人体科学研究的这块领域上更多地做出我们的贡献而努力奋斗。

让我们共同作好准备，去迎接诞生二十一世纪新兴科学的春天吧!谢谢大家(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2015-06-27 09:31:40